中国国家副主席、预计将升任主席的习近平上周访美期间，双边投资是一个重要议题。尽管外界的注意力大都集中于梦工厂(DreamsWorks)与中方达成的一项拓宽外国电影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之路的协议，但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仍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自己对其命运的决定作用其实比人们想象的更大。
目前流入美国的2.3万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中，中国占比不到1%。未来几年中国对美投资很可能还会增加，但其增加速度是否与中国企业能够输出的资本数量相称，是否与他们对美投资的商业愿望相称，目前还不清楚。考虑到一些争议和带有政治色彩的交易，中国官员常常将中国对美投资较少归咎于美国国内的政治阻力。但归咎于过去的争议不得要领。中国本身需要更好地鼓励国内企业在成熟的市场化经济体投资，并让它们为在这些经济体中做生意做好准备。
有一个问题是，中国潜在投资者常常误判美国的政治形势。少数投资争议备受关注，掩盖了顺利进入美国的投资数量。自2009年以来，中国投资者在工厂和其它直接投资项目上投入超过120亿美元，目前在美国38个州都有投资。只有少数投资需接受国家安全审查，而来自中国的投资虽然引发了激烈的争吵，但大多数最终还是获得通过，涉及的行业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发电以及航空业。
中国官员应该提醒国内企业，只要能妥善管理投资程序，到美国投资还是能够成功的。但事实上，中国官员很容易只关注那些失败案例。
除了这种态度的转变，中国还需要彻底改变对外投资中最最重要的环节。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仍然面临资本管制和冗长繁琐的流程。对外投资的审批流程涉及多个拥有不同利益和偏好的政府部门，其中包括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以及各类行业监管机构。
中国投资者常常陷于官僚机构的权限之争当中。这使他们在竞标发达经济体的资产时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很多时候交易失败是因为国内监管机构以国内产业政策之名否决了相关交易，比如2010年腾中重工收购美国汽车品牌悍马(Hummer)以及2009年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收购法国私人银行洛希尔(Rothschild)股份的交易都是如此。中国想要在国际上取得成功，放松产业政策对企业的管制、让企业在海外享有更大的实验空间是很有必要的。
深化国内政策改革也将有助于提高对外投资。强化公司治理规则、遵守国际商业惯例，将使企业更容易在发达国家实现扩张。企业的这种透明不仅会缓解投资目的地挥之不去的政治担忧，也会使中国企业能够更好地与管理水平很高的外国企业竞争。
中国司法体制的一些独特特征，也是企业跨境经营、遵守国外规章的重大障碍。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国家秘密法，它禁止审计机构向海外监管机构出具某些金融信息。通过加快国内相关领域改革，使自己的制度与成熟经济体更加兼容，中国可以为其跨国企业将来在国际上取得成功奠定基础。
北京还需要考虑进行海外投资的公司种类。国有企业一直主导着对外投资，但在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中，民营企业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对美国的全部直接投资里面，它们的占比已经超过七成。但这些公司在中国当前制度中处于极大劣势。不管是国内投资还是国外投资，国有企业都享有更有力的政治支持、更畅通的融资渠道和更快速的投资审批。
最后，中国发挥更积极作用、帮助保持全球投资环境开放的时机已经成熟。随着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接受的中国投资越来越多，要求待遇互惠的唿声也会增加。中国必须为进一步开放本国经济、为外企提供公平竞争平台做好准备。在中国新的国家安全审查框架中，“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都是驳回外商来华投资的理由，这是朝着错误方向迈出的一步。
中国对外投资将给本国经济带来好处，正如它将给接受投资的国家带来好处。通过走出去，中国企业将学会怎样与外国企业竞争，而其中的很多经验教训在国内也会同样适用。北京不能放弃对美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希望，也不能不在国内实施有利于这种投资的改革。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