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债务危机谁先至？

　　全球化退潮、美国撕裂、全球债务狂飙、各国刺激经济增长，似乎成了刚刚过去的2020年的标签。

　　为应对疫情，全球债务狂飙猛升，国际金融协会数据，到2020年底，全球债务将达到创纪录的277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365%。其中，美国总债务有望在2020年达到80万亿美元，高于2019年的71万亿美元。

　　疫情加速了债务积累，难道没有疫情就没有债务积累了吗？美国为何撕裂？难道只有美国陷入撕裂吗？政府债务为何狂飙？财政赤字还可能压缩吗？工业社会的经济已经增长远超农业社会，各国为何还要追求更加高速的经济增长？全球化为何屡屡退潮？、

　　所有这些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

　　1 根基缺失

　　全球化大繁荣离不开三个重要理论：

　　1）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论证了政府最少干预市场的好处，指出市场会发现资源有效的配置途径；

　　2）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证了减少贸管制易的好处，推动了全球一体化；

　　3）大卫•休谟的“物价-现金流动机制”——论证了最少干预货币政策的好处。国际收支失衡——贸易逆差——黄金外流——物价下跌——出口成本降低——出口增加——国际收支平衡。黄金作为货币资源的时代，贸易是国际收支的主要平衡力量，国际收支有自动平衡机制。

　　然而，全球化的发展却并没有一帆风顺，全球化总是在阶段性退潮。1930年代、1970年代、都曾有过全球化退潮。这显示理论并不完美。

　　全球化的理论支撑，目前来看至少还缺少两个重要因素：

　　1）道德扩展秩序。《索罗斯论全球化》一书中曾经明确指出全球化缺乏统一的道德基础。主权国家内的道德秩序可以由法律加以巩固，是统一的。道德是有成本的，换句话说，主权国家内道德成本是相对等同的。但跨主权的全球化缺乏统一的道德秩序基础。市场需要道德秩序做根基，但市场本身没有道德。相反，市场总在寻找最低价格，难免会一直试图将道德成本压至最低。如果道德基础不统一，在有限次博弈中，道德层级越低的主权国家越有价格竞争优势。但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道德层级低的主权国家却容易被排斥出去。

　　2）资源货币转变信用货币。大卫休谟平衡机制的理论基础是资源货币。资源货币（黄金）自1971年开始被信用货币（美元脱锚黄金）取代。货币资源是有限的，它主要集中服务于贸易，很少被用于投机。但信用货币可以无限增长，目前已经形成了庞大的货币投机力量，投机力量远超贸易，最大限度的放大了国际收支失衡。国际收支失衡会摧坏各国合作的基础。

　　至少两点理论基础的缺失，导致全球化（阶段性）退潮具有必然性。

　　2 社会撕裂的必然

　　社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基础是创造良好的合作环境，只有合作才可以创造1+1>2的超额收益，而撕裂与对抗，显然并不利于社会发展。

　　参与全球合作扩大了合作基础，当然会做大蛋糕。但蛋糕的分配却并不均匀，其中一部分人会多获利（多为资本拥有者和高级技术人员），但另一部分人会少获利甚至受害（多为普通劳动者）。在快速发展阶段，问题会被掩盖。但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的潜力耗尽，增量分配就会变成存量分配，一部分人多获利的同时必然是有部分人受害。

　　可想而知，弱势方会产生抵触动机。为降低弱势方抵触心理，国家可以对获利方征税，对弱势方进行一定程度的补贴（转移支付），从而让双方共同获利。但可惜的是，获利一方具有高流动性，一国如果对其提高税收，可能会刺激其（资本和高级技术人员）流走。反之，受害一方（普通民众）却极少具有有能力具有流动性（肉身出境）。为挽留具有高流动性的资本和高级技术人员，政府多会为其提供各种优待机制，但这种优待是以伤害弱势方为代价的。

　　这种制度下，强者恒强，弱者更弱。一个道德或伦理问题就是，难道因为某种原因恰好处于弱势的人，就理所应当承受所有的或最大份额的痛苦？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一体化加速，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程度大为减少，但国家之间的贫富程度大大加深，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撕裂。2020美国大选的两派撕裂已经极为明显。然而，贫富分化与社会撕裂，并不为美国所特有。

　　撕裂与对抗，在全球化背景下具有明显的普遍性。

　　3 为何追求高速增长？

　　二战后，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简史：

　　1）战后，美国黄金储备占据全球一半，美国输出需求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美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代价是输出黄金（资产减少）。

　　2）1970年代，美国黄金储备下降逾半，难以继续负担火车头重任。1971年，美国最终退出金本位，强迫日德升值，试图让日德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然而意外的是，美国退出金本位使得美元输出不再消耗黄金储备，美元输出的限制消失，导致美元大量输出。美元大幅贬值的同时输出需求，实际上美国仍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已经是动力孱弱的火车头。整个70年代，经济增长疲弱，通胀却奇高。

　　3）1980年代，大量美国海外的“石油美元”形成投机的重要力量，贸易项逆差不再对美元汇率具有根本性影响，大量石油美元返流美国，导致美元汇率逆势（贸易）飙升。大量美元回流和强汇率，又为美国输出需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子弹。从80年代开始，美国贸易逆差迅速飙升，但美元并没有疲弱，反而因投机美元流入大幅升值。此后，只要仍有国家愿意对美元有饥渴，美元汇率稳定就有了支撑，美国拉动经济火车头的模式就可以延续，这段时间美元需求输出比70年代更加强势。中东“石油美元”之后，日本“制造业美元”、中国“制造业美元”交替接过美元返流接力棒。美国国债规模持续飙升的同时，也在持续不断的对外输出需求，顺差国所赚取的美元返流美国，又为美元汇率提供支撑，形成一种不稳定均衡。

　　4）1985-1990，日本暴力加杠杆，分担美国火车头重任。

　　5）90年代，苏联解体后加入全球化、中国加入全球化、南美债务危机缓解、亚洲四小龙加杠杆等多重因素分担美国火车头重任。

　　6）2008-至今，中国暴力加杠杆，分担美国火车头重任。

　　二战后，世界经济已非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分工互换）模式，而是一种由美国输出美元（背后是输出需求），刺激各国轮流加杠杆的投资拉动型经济模式。只有急速的经济增长才可以掩盖各国因全球化而导致的社会（贫富分化）撕裂矛盾。但火车头拉动经济模式的背后，是美元输出泛滥和各国加杠杆的持续深化，虽然1971年美元脱钩黄金让美元泛滥输出有了量级上的突破，但仍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模式。

　　随着美元的泛滥和各国杠杆率的持续深化，美国火车头的动力难以避免会越来越弱。只要市场对美元信用有所怀疑（美国新任财长耶伦上任后称“不主动寻求弱美元”，这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原因），或是美国试图改变贸易逆差模式，全球经济增长就将急速下降。

　　经济迅速增长越来越不可能，可以预期的是，未来世界经济增速将越来越慢。没有高速发展来掩盖矛盾，社会撕裂矛盾难以避免的会逐渐暴露出来。

　　4 赤字增长的必然

　　参与全球化从宏观国家层面来说，的确是有利的。但对微观个体的弱势一方来说却并不一定是有利的，反而可能是有害的，尤其是存量分配阶段。

　　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无论弱势方还是强势方都可以从快速发展中受益，无非是多或少的问题，这种缺陷尚不明显。但如果红利消耗殆尽，经济进入低速发展阶段，增量分配阶段就进入了存量阶段，强势方与弱势方的撕裂与对抗随之加剧。不公平感会导致弱势方（以选票或按闹分配方式）进行顽固性抵抗。一旦撕裂形成全方位对抗，合作基础就会缺失，那存量也稳不住了，经济会进入急速下降阶段（中等收入陷阱）。为了保持住经济存量，政府所面对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安抚弱势方避免社会产生严重对抗？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从获利一方征税，补贴受损一方，让全民从开放中共同受益，改变只有一部分人受益的现状。但全球化的高流动性使得国家很难对强势方（获利方）征税来补贴弱势方（受损方）。那么以国家负债（财政赤字）形式对弱势方进行转移支付就是仅有的一条路。

　　战后快速发展阶段结束之后，日欧转移支付（共同受益）是造成财政赤字的一大原因，这也导致日欧在债务危机问题上越走越远，已经无法回头。

　　对美国来说，情况更加复杂一些。美元是世界货币，可以对物价进行隐性补贴（也是民众福利的一种表现）。对物价的隐性补贴大大提升了美国居民消费能力，使得美国可以持续对外输出需求，刺激其他国家增加库存，形成倍数效应，从而拉动世界经济发展。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对美元的需求增加，美国就可以征收更多的铸币税对本国居民消费进行补贴。

　　但一旦进程反转（对美元信用产生怀疑），美国就无法输出需求，对世界经济的拉动效果就会消失。抛售美元还会让美国陷入高通胀。1970年代有过一次市场对美元信用产生怀疑，结果导致西方世界陷入十年滞涨。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增量分配）一定程度上可以掩盖贫富分化问题（社会撕裂），但这种快速发展背后也要付出债务上的代价。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低速增长阶段，为弥合贫富差距需要进行社会托底，参考美日欧来看，中国财政赤字缺口可预期的会越来越大。

　　目前来看，战后美国火车头拉动经济增长模式显然已经走到了尽头，美国债务负担能力和利率已经逼近极限，美日欧中债务问题均已极为严重。但社会矛盾却只能以经济增长和转移支付来掩盖，继续扩大债务已经是唯一可用的手段。明知有毒，也只能饮鸩止渴。

　　任何一国如果试图停止债务扩张，债务危机就会爆破，进而传染其他国家爆破，没有哪国可以脱身。

　　印钞完全无法自动停止！只能等待通胀攀高，来戳破其中那个最不坚韧的泡沫……

　　然后，集中引爆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