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最新统计指出，2016年人民币国际使用量大幅下滑，整体支付额相较2015年锐减29.5%，全球支付地位排名也下滑一名，次于美元、欧元、日圆、英镑及加币。SWIFT表示，人民币支付地位下降，主要是过去一年多来人民币贬值与人行持续进行资本管制，外贸表现不佳与经济成长速度放缓也有一定关系。
换个角度来看，这可能也意味着人民币在2016年10月正式纳入SDR一篮子通货后，已初步达成人民币国际化的阶段性目标，因此后续人行推动的步调逐渐放缓，连带也影响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与需求。此外，大陆经济正面临内外两头烧的困境，除了内部供给侧改革施行影响经济成长外，外部经贸大环境的萎缩，也冲击整体进出口表现，种种因素都不利人民币使用量的扩大。
有人认为这是人民币资产泡沫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一大挫败。不过，就当前国际经贸情势而言，人民币国际支付地位下滑，不见得是件坏事。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人行已明确认知到人民币贬值可能带来极大的负面冲击，故将政策重心从汇率市场化调整为止稳人民币，同时利用资本管制避免外汇储备持续缩水，人民币国际支付地位下滑正好坐实资本管制的成效。
二是在全球保护主义升温的当下，出口强势往往易成为他国贸易报复对象，下降的国际支付地位可以避免他国针对人民币做文章。三是中美贸易情势在川普当选后日渐紧张，川普一直处心积虑想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对中国产品发动贸易制裁、课徵惩罚性关税，但下滑的人民币国际支付地位，将会让川普落得师出无名之实，且未来中国也有较大空间可以因应与迴旋。
或许因为这样，近来人行在相关政策施行上，不再特别强调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性。毕竟维持币值稳定与国际化本身需要更加自由与开放的市场，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上的矛盾。亦即，国际化需要资本管制的松绑与开放，而维持币值稳定则可能需要加强资本管制，这就是国际金融着名的不可能三位一体（impossible trinity）。在不可能的三位一体下，目前看来中国选择的是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代价就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滞延与支付地位下滑。
短期来看，面对庞大资本外逃压力，这样的选择不管对中国或是全世界，似乎都是合理且适当的。因为它阻绝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也避免新兴市场的货币竞贬行为，让全球贸易免于陷入更恶劣的情境。但长期而言，人民币国际化仍是中国挑战美元货币主导地位的终极战略，也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政策不可或缺的配套措施。一旦人民币贬值压力趋缓，人行绝不会坐视人民币国际支付地位的下滑。
尤有甚者，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内部的金融体系改革具有强烈倒逼作用。除了可逼使中国金融市场更加开放外，也会提高金融产业境内外的竞争能力。《金融时报》一篇报导就曾将此形容为"特洛伊木马"，作为说服中共领导人与相关部会菁英接受改革的利器。
人民币国际化重要性不言可喻，但对北京政府来说，在面临短期与长期政策目标的抉择过程中，势必得放弃利益轻者而取其重者。换言之，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长远目标，没有数十年光景无法达成，因此不需急于一时。尤其是在纳入SDR目标已经达成之际，自然应更重视短期对中国更为有利的目标，如止稳人民币汇率。
毕竟在金融全球化的当下，国际资金移动速度加快，要想长期干预并稳定汇率，并不简单。而且，长期干预汇率也容易招致骯脏浮动（dirty float）之批评，并引来贸易对手国的贸易报复行为。因此，将人民币止稳设为短期目标，无疑是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最佳取舍。
除此之外，面对未来川普的贸易保护主义举动，北京政府在处理人民币国际化议题上，做法应更有弹性、多元化一点。不用刻意将焦点聚焦于人民币与美元的竞争行为，反而应多考量与新兴市场货币或亚洲货币之间的互动，甚至主动召开区域间的货币政策协调，透过国际合作力量来制衡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这是标准的一箭双鵰之举，除有利自身与全球的贸易发展外，更有助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当美国在作茧自缚之际，中国，真的没必要随之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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