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负储蓄率的情况下，美国要维持经济增长必须靠“进口”他国储蓄
人民币升值最多只能将对华贸易赤字转移到其他生产成本更高的国家 美国的贸易失衡问题是进口过剩，而不是出口不足 要通过汇率调整解决全球失衡，美元必须“暴贬”，这是所有国家不能接受的 日本并非欧盟的主要贸易伙伴，日元升值对欧洲经济贡献很小 上海证券报报道，在七国集团(G7)财长和央行行长聚会热议汇率之际，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罗奇上周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汇率绝非当前全球失衡的“灵丹妙药”，真正的问题在于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失衡。他表示，过分纠缠于汇率问题，无益于各国采取有效的结构改革措施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竞争挑战。
在刚刚结束的为期两天的埃森会议上，美国主导的G7再度明确点名提到中国的汇率问题，并要求中国的“有效汇率”作出调整。不过，会前德国等欧洲国家强烈抗议的日元贬值问题，并未被写入会后的公报。
美贸易失衡源自储蓄不足 具体到美国的情况，罗奇指出，巨大的双边贸易失衡只是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国内储蓄的严重不足。在过去3年中，美国的国民净储蓄率已降至1％左右的历史最低点。
他分析说，美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政府必须确保经济维持快速增长，而储蓄不足又必然导致美国具有一种要求贸易赤字的内在倾向性。在这种情况下，要确保经济继续较快增长，美国除了从外部“进口”别国多余的储蓄外，别无选择。而要获得外部储蓄的唯一途径就是允许存在巨大的经常账和贸易赤字。而拥有高额国民储蓄和大量价廉物美货源的中国，很自然成为满足美国这种需求的第一选择。
不过，罗奇强调：“我认为人民币升值不会使得美国人增加储蓄。”他表示，如果美国当局坚持寻求这样的“药方”，其最好结果充其量也不过是将对美国的那部分贸易赤字，转移到其他地区，并且很可能是一个生产成本更高的国家，而这种效应跟在美国国内提高税收的效果完全一样。
要解决问题美元必须暴贬 罗奇表示，美国主张的“人民币疗法”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关注。美国的贸易问题是进口过剩的问题，而不是出口不足。截至2006年第四季度，美国的商品进口较出口多出了73％。罗奇指出，进口飙升更多是美国所处在的国内消费过剩特殊时期的产物，在过去5年间，美国的消费开支占GDP的份额达到70％，较1975年到2000年间的均值65％还要高。但要注意的是，在美国当前的经济阶段，工资收入增长格外疲软，因此，实际上美国人的疯狂消费都是基于资产升值所带来的“财富效应”。
“无论如何，我认为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都不会缓解这种失衡。”罗奇说。他进一步指出，要解决基于财富效应的过度消费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资本市场自身进行调整，而这一过程似乎已经开始，就好比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退一步说，考虑到美国的进口和出口间如此大的差距，要通过汇率调整彻底解决，必须是美元巨幅贬值，而这不管对于中国，还是欧洲、日本以及美国的其他亚洲贸易伙伴，都是无法接受的。
日元重估解决不了欧洲问题 对欧洲来说，针对日元贬值的抱怨则略有不同。近年来，欧元对日元的交叉汇率大幅上升，屡创历史新高。对于仍缺乏足够强大内需支持的欧洲经济来说，任何因汇率问题引发的外部需求下降都是很可怕的事情。特别要考虑到，欧元区经济在去年尽管实现了2.7％的实际GDP增长，但区内的失业率
仍居高不下。所以，相比有着稳健国内消费做“靠山”的美国来说，欧元区国家对于日元的持续疲软自然不能容忍。
不过，罗奇认为，指望通过日元重估也不能解决欧元区的问题。“欧洲对于日元低估的抱怨有些过头了。从很大程度上讲，这是因为日本还远非欧洲的一个主要贸易伙伴。”他说。截至去年第三季度，欧洲对日本的出口仅占该地区总出口的2.5％，远不及美国的14％、欧佩克国家的5.3％、中国的3.9％以及拉丁美洲的3.9％。进口亦然。日本对欧洲的出口仅占欧洲进口总额的4％，而美国为9％，欧佩克国家为8.9％，中国则为10％，拉丁美洲也达到 4.7％。
罗奇承认，欧元的确因为近期日元持续下跌而承受了最大的升值压力。但鉴于日本占总个欧洲相对较小的贸易份额，日元的升值不大可能对欧洲经济增长带来实质性的影响。罗奇引用摩根士丹利欧洲经济学家埃里克·钱尼的研究成果称，即便日元升值20％，其对欧洲经济增长的正面贡献也不过0.2％。
罗奇：汇率已成美欧政治工具 在罗奇看来，美国等G7国家频频叫嚣汇率问题，其实是无能和无助的表现，是试图通过汇率问题缓解其在国内受到的政治压力。
罗奇表示，随着上周G7会议的召开，汇率问题再度成为美欧的关注焦点。美国有很多人将贸易失衡归咎于人民币汇率问题，而对于欧元区国家，日元对欧元持续疲软则是最大的心头之痛。
“在我看来，这样的担忧都是缺乏依据的。”罗奇表示。他指出，在过去几年中，人民币汇率已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话题。在一些美国老百姓和政客看来，不少美国工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就业
和谋生压力，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与此同时，美国还受困于巨大的贸易赤字，在2006年美国的贸易赤字占GDP的比重高达7％。于是乎，他们便想当然地把这两者联系起来，认为就业压力源自不断扩大的贸易赤字。
而客观的事实之一是，中美之间的贸易赤字占到了美国贸易赤字总额的近三分之一，所以，一些美国政客便理所当然地把“枪口”对准了中国，认为中国是给美国工人带来痛苦的“罪魁祸首”，并进而得出推论：让低估的人民币重估是缓解这种痛苦的最佳处方。
罗奇表示，现在摆在G7决策者面前的问题是，汇率“修正”———或者说推动人民币和日元升值———是否符合世界经济的最大利益。“这是一个有趣的学术论题，但它却可能掩盖了背后的真实担忧———汇率重估究竟能否缓解现在美欧面临的国内政治压力。”罗奇说。“在我看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罗奇最后指出，时至今日，七国集团对于解决全球失衡问题已无他方，唯有退回以往的老路上，即通过鼓吹汇率问题来缓解国内的政治压力。不过，罗奇表示，在当今储蓄失衡和结构性竞争力缺失问题突出的世界经济大格局下，这种出于政治私利的“汇率攻略”，不可能起到任何实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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