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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2万人自杀笼罩这国职场 难以“活着离职”

www.creaders.net | 2026-05-30 18:51:21  上报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忙碌的上班族会因为某些因素而面临“离职”。在台湾,劳工若是去意已决,通常直接告知直属主管或老板就行;但在日本,要能够坦率地递出辞呈,无法畅所欲言的氛围会是一道难以打破的墙,因而兴起“离职代办”这一行业。

劳工离职难以启齿 代办已成救命稻草

“日本在过去十多年中,每年仍有约2万人自杀身亡,以7大工业国组织(G7)来说属于压倒性多数,主要原因包括健康问题、经济、生活等因素。”营运日本知名离职代办“退职代行Guardian”的母公司“东京劳动经济工会”执行委员长长谷川义人在接受《上报》专访时表示,自杀因素与劳动环境密不可分。

长谷川义人说道,自杀的背景往往“更关键的是日本劳动环境。例如上下阶级文化以及对劳工的社会性文化等,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文化氛围可能完全不同”,在日本职场“出现很多人无法诉说自身烦恼的案例,处于负面情绪之下选择结束生命的人,在这个国家仍然非常多。”

在被问及“为什么离职代办会在日本兴起”时,长谷川直言:“我认为日本的职场环境依旧是很难表达自己意见的环境。因此,离职代办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已经成为让人能活著离职的可靠手段。从昭和、平成到现在的令和时代来看,虽然日本社会已经变得相对容易表达意见,但若与台湾或其他国家相比,日本仍然不是一个容易阐述想法的国家。”.

5月17日,東京鬧區六本木的空拍景像。(資料照片/取自X @kiribou06341)

资方不满离职代办 使用者仍持续增加

近期许多日本企业对于离职代办颇有微词。日本信用调查公司“东京商工研究”4月数据显示,在招聘时如果得知求职者曾使用过离职代办”,49.3%的企业表示“会对录用持谨慎态度”,26.0%则表示“不会录用”,合计约75%的企业对离职代办抱持负面评价。

一些企业表示,对于离职代办抱持负面观感的原因包括“无法与员工直接沟通因而感到不安”,以及“对员工回避处理问题的态度存有疑虑”等意见。长谷川对此评论,“企业方的声音一直以来都有”,但对离职代办业务“没有特别影响”,企业负评带来的影响“最近没有特别增加”。

日本保险龙头“日本生命保险”旗下智库“日生基础研究所”(株式会社ニッセイ基础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在各个企业中,2019年以前使用离职代办的人数比例为15.7%、2020年16.1%、2021年16.3%、2022年19.5%、2023年19.9%、2024年上半年为23.2%。

日本职场调查公司“Persol综合研究所”指出,截至2025年底,平均每20位离职者当中就有1人使用过离职代办。在离职代办用户当中,主要让人感到不满的是“与直属上司的关系”(71.2%)、“工作方式与忙碌程度不具弹性”(71.2%)、“组织中的人际关系”(73.1%)。另外,最常“骚扰自己的对象”则是“上司”(42.3%)。

同一份调查显示,在离职代办使用者的烦恼当中,让人感到最无力的是“职场里没有可以依靠的人”(46.2%)、“职场里没有真正理解我的人”(44.2%)以及“觉得在职场被孤立”(40.4%)。

另一方面,使用离职代办是否可能会影响下一家公司对自己的观感,导致无法顺利转职,长谷川对此表示:“通常企业无法得知就职纪录,除非本人亲口说出,否则一般不会知道。日本个资法规定,企业向前雇主进行调查或询问基本上是违法的。”

每年2万人自杀笼罩这国职场 难以“活着离职”

企业不得回避代办 非法业者例外

那么,若是透过离职代办与公司管理层交涉,劳工离职仍被拒绝受理的话该怎么办?长谷川表示:“我们在日本法律下具有代理交涉权限,即使公司拒绝,法律上仍可让离职成立,因此企业方的说法并不构成问题。目前离职代办事业仍具有成长性。”

“退职代行Guardian”的母公司“东京劳动经济组合”并不是一般民间业者。东京劳动经济组合的网站指出,退职代行Guardian是依据《劳动工会法》运作的工会,并在东京都劳动委员会的制度架构下开展业务。因此,退职代行Guardian是以工会身分运作,而在日本法律架构上,企业不得忽视来自工会的请求。

长谷川补充,并不是所有离职代办公司都能与企业谈判,这会是无法离职的原因之一。这个业界当中,“主要是律师与工会可以进行代理交涉,民间业者则没有权限。若是业者无法交涉,企业不愿受理离职请求时就会导致员工离职失败”,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曾有案例是多年无法离职的情况”。

走入离职代办契机 竟非自身使用体验

在访谈的最后,长谷川分享自己想要发展离职代办的初衷,不是因为自己在使用离职代办上曾有良好体验,自己以前反倒是“被通知离职的那一方”。

“我原本在别的公司工作,对方是民间离职代办业者,他告诉我有一位员工想要离职。以法律上来说,民间业者无法进行代理交涉,我便感受到制度上的问题”,长谷川说道,“因此我要求对方改由律师、工会或本人直接联络。几天后本人直接联络我,才完成离职程序”。

这段经验使长谷川意识到,原来“日本有个难以说出离职意愿的社会现象”,逐渐了解到劳工对于离职难以启齿的难处后,“虽然劳工可以向律师谘询,但这并不普及。所以我便想说,要是有一个可以支援劳工的工会的话,谘询会比较容易,也可以帮助无法顺利离职的人”。目前“也会个别应对不当解聘以及薪资滞纳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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