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高举关税大棒，这些美国家庭最受伤

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可能会损害低收入消费者的利益，但却关系到更大的利益：美国经济安全。

2018年，当时任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开始发动贸易战时，批评人士发出了这样的控诉：关税就是对民征税。

现任总统拜登(Joe Biden)维持了其中许多项关税，而川普则承诺如果再度当选将加征更多关税，在这种背景下，批评声量越来越高。两项新的研究表明，关税是累退税，这意味着关税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更大，因为这些家庭倾向于将更多收入用于购买价格低廉的进口商品。

不过，虽然谁来支付关税是人们热议的话题，但这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事。对中国加征关税并不是为了筹钱，而是为了降低美国对这个潜在对手的依赖。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关税措施与其他税收不同，甚至与以往时期的关税也不同。

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经济学家欧文(Douglas Irwin)在其权威著作《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200年》(Clashing Over Commerce: A History of U.S. Trade Policy)一书中指出，自17世纪以来，美国关税政策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收入、限制、互惠……

欧文写道，从美国独立到南北战争期间，关税的主要目的是收入：关税占联邦收入的90%。从南北战争到大萧条期间，关税的目的是限制：保护当时由新占主导地位的共和党所代表的北方制造商免受进口产品的冲击。

第三个时期始于1934年通过的《互惠贸易协定法》(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该法授权总统通过谈判降低关税，如果其他国家也这样做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互惠仍然是主流范式，两党总统都试图通过胡萝卜（贸易协议）和大棒（有针对性的关税和配额）相结合的方式来打破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

川普当初对太阳能电池板、洗衣机、钢铁和铝加征的关税既具有限制性又强调对等性，在保护某些产业的同时施压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和韩国修正与美国的贸易关系。

……现在重新调整

而他针对中国实行的、现任总统拜登刚刚予以补充的相关关税举措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也关乎限制性和对等性——保护新兴产业并敦促中国改变其做法。但更根本的目标是重新调整：使美国的贸易多元化，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官员们担心，中国凭借在众多制成品和经过加工的矿物方面占据的主导地位，会对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乃至安全有过大的影响力。随着廉价制成品出口掀起新一波“中国冲击”的威胁显现，这种担忧与日俱增。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的办公室上周解释为何许多申请延长相关关税豁免的进口商遭拒时，明确指出了这一点。许多进口商 “之所以声称市面上没有（替代）产品，是因为中国仍然是成本最低的来源”。延长对这些进口商的豁免只会导致他们推迟转向“替代性采购，继续依赖中国供应商和产品，这有损于改变中方行为的目标”。

关税由谁承担取决于多种因素。多项研究发现关税确实导致美国进口商支付了更多费用，但这些成本并不一定会转嫁给消费者。不过，一些研究人员发现，来自中国的进口在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后的大增，虽然导致美国流失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但却通过压低价格让大多数消费者获得了好处。从逻辑上讲，关税会损害这些消费者的利益。

穷人为关税埋单

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经济学家Amit Khandelwal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经济学家Pablo Fajgelbaum通过研究 “小额豁免”(de minimis exemption)条款的门槛提高，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2016年，美国将“小额豁免”包裹的门槛从200美元提高到800美元，价值低于这一金额的小包裹入境美国时可以免税。

笔者发现，按邮政编码来划分地区，美国最贫穷地区收到的直邮包裹中有74%为“小额豁免”包裹，而在最富有地区，这一占比为52%。“小额豁免”政策存在争议：许多进口商利用它来规避对中国产品的关税措施。电商巨头Shein和Temu利用该条款从中国向美国发货。

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和川普的顾问都希望取消这一条款。笔者认为，那样做将伤害穷人：如果取消这一条款，按邮政编码来划分地区，生活在低收入地区的人每年将要为直邮小包裹额外支付45美元税金，生活在中等收入地区的人每年将要额外支付35美元，生活在最富有地区的人每年将要额外支付81美元。

目前，进口关税占到美国进口总额的2%。券商Evercore ISI的Sarah Bianchi和Matthew Aks认为，如果川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并实施其威胁，把美国对中国的进口关税提高到60%、甚至更高，把对全球其他地区的进口关税提高到10%，那么关税在美国进口总额中的占比将飙升至近17%，这将是1930年美国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确实会造成严重影响，尤其是对低收入家庭。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Kimberly Clausing和Mary Lovely估计，这将使20%最贫困家庭的购买力下降4.2%，但收入跻身前1%的高收入家庭的购买力仅会下降0.9%。这还没有把所有的成本都考虑在内，比如，效率较低的生产商为获得销售收入而牺牲消费者利益所产生的成本，供应链重组造成的干扰所产生的成本。

电商巨头Shein利用“小额豁免”政策从中国向美国发货。图片来源：JADE GAO/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作为“庇古税”的关税

这些弊端是否会击溃关税合理性的论据，取决于关税的效果。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可以被视为“庇古税”。这种以英国经济学家亚瑟·庇古(Arthur Pigou)的名字命名的税可以抵消一些连带性社会危害，就像碳税有助于降低全球变暖程度一样。消费者承担了对中国加征关税的直接成本，但作为整体的美国却获得了一个不那么易受攻击、更多元化的供应基础。终止“小额豁免”这个例外规定可关闭一个用来规避这些关税的漏洞。

然而，分配层面的后果是真实存在的。一种应对措施可能是将部分关税收入返还给受影响最严重的群体，就像加拿大对碳税采取的做法一样。但正如Clausing和Lovely所指出的那样，共和党人延长2017年减税计划（其中大部分将于2025年到期）的做法恰恰相反，会给最富裕的1%的人带来比例失当的巨大利益，而带给最底层20%的人的利益则微乎其微。

关税不仅仅是税收。关税也是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然而，与所有税收一样，关税也会带来成本，需要权衡得失。目前还不清楚有什么好处可以证明对全世界加征10%的关税是合理的，尤其是在考虑到全世界都可能采取反制措施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