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亿美元财富外移！中国富豪全球第一

随着中国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的恶劣，以及西方自由社会对中共的围堵，近年来，大批中国富豪移民他国，“结伙”出逃资金。资产安全成为海外重要吸引力，而香港也不再是富豪的选择地。

近日，56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公司红杉中国的创始人沈南鹏（Neil Shen）获得新加坡永久居留权的消息，开始在媒体上热传。据知情人透露，沈在疫情爆发之前就获得了移民身份许可。

现年56岁的沈南鹏，因早期精准投资马云的阿里巴巴、张一鸣的字节跳动（抖音Tiktok母公司）等而声名大噪。沈也曾是新浪网、京东、奇虎360、美团网、拼多多、今日头条等几百家数字科技公司的金主，几乎涉及所有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领域的重要投资。

今年2月，红杉中国与其投资支持的月之暗面、字节跳动在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中受到点名批评，指其援助和支持中共当局的军事行动和对新疆少数民族的镇压。

据知情人披露，自疫情爆发以来，红杉中国还引领一些中国境内的投资组合公司在新加坡设立实体。沈南鹏成功移民新加坡后，跟随他的人就变得容易了。

中国富豪加快移民海外 财富大量外移

在中共党魁以“共同富裕”为名义，打压民营私企和科技公司、滥施国安管控、与西方主要贸易伙伴关系恶化，以及实施严酷疫情封锁、经济持续疲软的背景下，近年来移居国外的中国亿万富豪和高净值人士越来越多。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百万美元的高净值人士（HNWI）净流出量居世界首位。澳洲、美国、英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是排前的选项。中国富豪在国外兴起了购房热，大量资金随之移到海外。

据英国投资移民谘询公司Henley & Partners之前统计，2022年有10,800多名百万富豪选择离开中国，平均每名富豪都会在移民海外的同时带走约660万美金的财富。也就是说，2022年，中国富豪从中国带走了712亿美元的财富。

而在2023年，据估计中国身家百万美元的富豪移民人数达到13,500人，比2022年增加25%。预计到2025年，中国富豪移民将超过70万人。富豪移民国家首选地是澳洲，其次为阿联酋，新加坡排在第三位。

这意味着，2022和2023年两年，中国移民富豪从中国带走约1600亿美元的财富到其它国家。

财富情报公司新世界财富（New World Wealth）研究主管阿莫伊尔斯（Andrew Amoils）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过去几年，中国的总体财富增长一直在放缓，这意味着最近的资金外流可能比以往更具破坏性。”

另具美国CNBC去年初报道，自中共提出“共同富裕”后，中国富豪加快了把资金调往更佳存放地点的步伐，方法之一是设立“家族办公室”来转移资产，当中不少人选择新加坡。

根据数据分析公司Amicus的数据，截止到2023年8月，在全球六十多个地区到新加坡开设家族办公室的富豪中，中国富豪人数最多，有699人，占比34%。这些富豪大多来自香港，其次是上海、广东、北京、浙江等一线发达地区。

马云与虞锋旗下的云锋金融的研究及策略总监周道传，今年2月在新加坡举办了联合家族办公室开业庆典。他对中国大陆媒体透露，目前其家族办公室的起步资金大约在1亿美元。

按家办起步资金1亿美元粗略推算，中国富豪的700个家办带到新加坡的资金至少在700亿美元。

近两三年，受红杉中国投资支持的影响而转移到新加坡办公司的有不少，其中包括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月之暗面（Moonshot AI）、海柔创新（Hai Robotics），还有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和快时尚集团Shein。

前期已经移民新加坡的中国知名富豪还有：支付宝女王彭蕾、高瓴资本集团张磊，大众点评的张涛，马云的妻子张瑛，冬海集团和虾皮购物的李小冬，海底捞的张勇夫妇，迈瑞医疗董事长李西廷，以及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之孙江志成的博裕资本的联合创办人童小幪和张子欣等，他们有的还在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或者办事处。

富豪外移将进一步恶化中港经济

随着中国房市、股市行情以及投资境况的进一步恶化，外界普遍认为，仍在中国的富豪会继续寻找海外移民地。

2023年胡润公司发布的中国富豪榜显示，中国10亿美金级的富豪人数在全世界有969名，约有18%居住在国外。

根据《2023年全球财富报告》，2023年中国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超高净值个人数为32,900多人，仅次于美国。

尽管中国估计有82.38万名百万富豪，但外流趋势将使数以千万计美元的财富从中国消失，进一步恶化中国经济减缓的情况。

在香港，去年估计有1000名百万美元级富豪移民，严重影响港府吸引资金、打造香港成为家族办公枢纽中心的努力。

富豪们曾把香港称为风水宝地，国际权威评级机构曾经连续25年将香港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很多中国大陆富豪成为香港新移民。但随着“一国两制”的名存实亡，很多新旧香港富豪都开始“润”，有些准备把资金撤离香港。

著名香港商人、中共前政协委员刘梦熊日前表示，富豪心态改变的根本原因是，中共对外改革开放政策出现了很多反复和倒退，并且殃及池鱼，令香港内地化。说是“一国两制”，实际上是“一国一制”，把人治代替法治那套东西搬来香港。明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却泛政治化，泛国家安全化，斗争挂在嘴边，要警惕什么软对抗。这样的香港只能够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他说，“中国大陆不断发生侵害民营企业家的无赖流氓做法，例如私人股份被充公，拖欠工程款不还无事，讨债人反而被刑事拘留，这些令香港富豪担心又会蔓延来香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危邦不入。香港富豪感到失落、担忧，就会想到自己和家族的安身立命，产生了润的想法，这是大环境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