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房地产危机是目前中共最大的经济问题，然而中国消费者的不安状态更为根本，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多年来，甚至在COVID-19疫情发生之前，中共就一直在谈论将经济重点从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开发和出口转向国内消费者。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然而北京中南海的一众高官们从未做出调整，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原有的经济重点产生了看上去不错的增长数字，使国家领导层看不清真正的问题所在。
现在，随着房地产危机、出口下滑以及中国的地方政府普遍债务缠身，中共急需刺激广大消费者。然而，中国家庭似乎没有兴趣像中共当局所需要的那样自由消费，这在很多方面是由于中国过去的政策造成的。
各种经济指标都表明，中国消费者不仅不愿意消费，而且感觉非常沮丧。中共央行中国人民银行不久前进行的一项调查反映了这种难堪的感觉。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人员设计了一个指数来权衡对个人收入增长的乐观情绪和悲观情绪，在最近的这次调查中，该指数为49.7，比COVID-19疫情之前的56有了明显下降。
在收集这些数据的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发现多达15%的中国家庭遭受过收入下降，有更多的家庭预计会发生这种情况。在就业前景方面，约43%的受访者表示对工作没有安全感。在房地产价值方面，悲观与乐观的权衡指数比疫情前的水平低近 15%。仅有15%的中国家庭预计房地产价值将会很快上升。
因此不足为奇，约 60% 的中国家庭向人民银行表示，他们将储蓄置于消费之上，而只有约 25% 的家庭则偏好相反。无疑，中国人在传统文化上是倾向于储蓄的，然而这些数字表明，与三五年前相比，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银行存款的增加反映了这种极端的偏好组合。新增存款在去年年初就已迅速增长，进入2024年后更是加速增长，尤其是人们愿意将资金锁定在期限更长、收益更高的定期存款上。节约而非挥霍的趋势在于一个明显的事实：去年中国人偿还房贷的速度超过了新贷款的速度，导致房贷总额实际上出现了下降，这在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
即使在中国人民银行降息的情况下，这些趋势仍在持续。显然，这些举措不足以改变人们的消费行为，尤其是因为中国的通货紧缩已经超过了降息的幅度，因此即使名义利率下降，购买力回报也比以前要高。
到目前为止，造成消费低迷的最大因素是房地产危机。大型房地产开发商的倒闭使金融市场背上了过重的债务负担，从而削弱了其支持鼓励消费的商业和就业扩张的能力。特别是由于数百万中国家庭从现已倒闭的房地产开发商那里预购了商品房，但却经过漫长等待，始终无法看到自己的住房完工，因此许多中国人干脆放弃了购房。
全国范围内建筑活动骤减，房地产价值下降。由于约80%的中国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房地产价值的下降严重打击了家庭净资产，同时造成了消费厌恶情绪和强烈的储蓄动机。
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中国消费者在疫情爆发前的繁荣泡沫是通过银行借贷催生的。当时，房地产价值快速上升，鼓励了抵押贷款和一般消费，而这些人普遍已经拥有至少一套住房，并随着房产价值的上升而感到富有。现在，大部分债务依然存在，然而作为支撑物的房地产在价值方面已经下降了很多。
如果说这还不足以让中国消费者保持警惕，那么中共当局在疫情爆发之后直至2022年底所采取的“新冠病毒清零”强制措施也对全社会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这些看似武断的关闭、封锁和隔离措施让许多中低收入的中国人相信，他们的收入并不像他们之前想像的那样有保障，并因此抑制了消费。
显而易见，这些恶劣影响不会很快消失。病毒清零政策带来的收入不安全感可能很快就会转移，然而中共才刚刚开始解决房地产危机。中共政权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才能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而这些事件的遗留问题及其造成的债务负担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重新提振消费者的情绪。中国经济未来的道路漫长而艰难，如果没有广大消费者累积信心积极参与，这个道路只会布满更多荆棘，越走越狭窄。
作者米尔顿·埃兹拉蒂（Milton Ezrati）是纽约州立大学（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简称SUNY）布法罗分校人力资本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的特约编辑，亦是总部位于纽约的知名传播公司Vested的首席经济学家。在入职Vested之前，他曾担任Lord, Abbett & Co.等公司的首席市场策略师和经济学家。他还经常为总部位于纽约的《城市杂志》（City Journal）撰写文章，并定期为《福布斯》（Forbes）撰写博客。他的最新著作是《即将到来的三十年：未来三十年的全球化、人口统计学和我们的生活方式》（Thirty Tomorrows: The Next Three Decades of Globalization, Demographics, and How We Will Live，2014）。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