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家沈凌认为，中国人应学着像德国人一样消费，像美国人一样投资。他指出，中国经济想要内循环再平衡，一个重要的手段应该是大力发展服务业，促进人们消费。让高强度的996降下来，回到八小时工作制的原有轨道。“这一点德国就做的很好，不愧为马克思的故乡。”
过去我在饭局上聊到德国，常常学着《围城》里面高松年校长的口气“兄弟我在波恩的时候……”，如今中国日新月异，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很多地方已经早就超越了德国，慢慢地，兄弟我在波恩的岁月越来越不值一提。我儿子这些新留德华们反而多了一句口头禅：“德国药丸（要完）”，来讽刺德国铁路的不准点，政府办事的低效率，和物价高企质量下降的困顿。
不过，我始终隐隐觉得，德国还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
过去，我们学习的大部分来自于生产领域。比如如何造一辆优质汽车。从破破烂烂的桑塔纳起步，中国构建了完整的汽车生产链，不仅如此，还弯道超车，在电动车领域有隐隐约约超越德国BBA的迹象。我们从彩电冰箱起步，购买日本欧洲的生产流水线，现在全球家电领域的著名品牌很多是中国的，原来我喜欢的索尼东芝，都几乎消失不见。这些进步固然非常值得骄傲。全世界看，其实也没几个发展中经济体能够在三四十年间获得如此巨大的进步。
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人似乎不善于消费。从宏观数据看，疫情前的2018-19年为例，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不到40%，而同期美国的数字是67.5%，欧盟日本都是53%，与之相反的是储蓄，中国居民储蓄的GDP占比超过20%，而美国仅仅是10%，日本欧盟大约在7%左右。
在中国经济主要依赖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增长的时候，低消费而高储蓄，依赖于自身积累完成工业化，应该说这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公开秘密”，值得自豪。但是当资本积累到一定阶段以后，因为资本收益递减，继续低消费而高储蓄，未必一定能够带来高增长，这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其实，消费虽然不能为经济的长期增长带来动力，却能够在两个方面有助于经济的平衡和发展：
首先，消费实际上是一种个人偏好的有效投票表决。政治民主是一人一票的，经济民主则是用货币投票的。市场经济需要消费来引领投资和生产。我们大家都不在家做饭，而跑去餐厅吃饭消费，可能是因为餐厅的菜做的好，家里面复制不出来。所以，我们在餐厅消费与否，就激励着餐厅老板去改进烹饪技术，完善餐厅环境，提高卫生标准。如果我们大家都上班996，没日没夜加班加点，甚至于像有的中国企业一样搞封闭公关，那么就算工资再高，也没时间去餐厅吃饭，对餐厅这个服务行业来讲，就没有提高质量扩大生产的激励，对经济增长也就没有了有益的正反馈。
现在中国的消费占比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中的服务业消费低。比如中国服务消费占比26%，而美国55%，欧盟日本大约40%，大致而言就是消费占比的差异。所以中国经济想要内循环再平衡，一个重要的手段就应该是大力发展服务业。而服务业的发展依赖于市场规则的完善和劳动者权益的保护，让高强度的996制度降下来，回到八小时工作制的原有轨道上去。这一点德国就做的很好，不愧为马克思的故乡，共产主义的发源地。
其次，消费占比的增加，意味着高科技行业的高溢价能够通过不同的产业链接扩散出去，让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从而缩小收入差距，稳定社会环境。德国虽然经济发达，但是发达的产业也就是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个。比如汽车，主要利润来源地是中国市场。如果从中国赚到的巨额利润只停留在BBA内部的话，德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就会相当严重，毕竟德国理发师和出租车师傅的技术并不比中国同行高多少，他们凭什么赚取高工资呢？于是一方面德国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提高了市场劳动者的最低收入水平，另外一方面通过发达的服务业，BBA员工去理发去度假去餐厅吃饭，让普通劳动者获得了收入，减少了社会分化，分享了BBA的技术溢价的好处。
当然，投资方面中国更加应该注意效率，这一点更加值得学习的榜样是美国。美国的储蓄率并不高，只有中国的一半，但是从结果看，最近二十年，无论是互联网还是人工智能，颠覆性的高科技都发生在美国，这些高科技的出现，无一不是资本投入的结果。资本不仅假政府和大学之手投在基础研究领域，而且推动着高科技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从而诞生了所谓的股市七姐妹，不断创造着资本传奇。
反观中国，节衣缩食用低消费高储蓄换来的投资，因为行政力量的干预，主要被配置在了生产效率比较低的国有企业部门。另外一方面，市场化的资本市场又缺乏严刑峻法以至于骗盗猖獗，从而难以产生真正的高科技企业。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中国最优秀的高科技企业华为，还以自己不上市为荣。这和美国七姐妹对比，是何等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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