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到这国家“借窝下蛋”

新加坡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地位，近年来吸引了许多外资企业争相涌入，但近期有评论指出，中国企业的进驻也让狮城的非法活动增加。

对此，有专家指出，“洗星籍”凸显星国的监管措施出现问题，但也有观察人士认为，这是有人刻意用有色眼光看待中国投资。

就在中国春节假期步入尾声之际，综合媒体消息及中国旅游业巨擘携程集团数据，中国和新加坡于2月9日相互开放免签入境30日之后，星国春节期间来自中国旅客的订单量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960%，显示新加坡旅游业正因这项新政而受惠。

除了积极吸引中国观光客，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新加坡近年来也吸引了许多中国企业争相前往。 不过，观察人士指出，新加坡可能因此付出一些代价。

星国近期出现数起与中国有关非法活动

网络新闻媒体《亚洲前哨报》(Asia Sentinel) 本月发布一篇名为“新加坡开始为‘中国杜鹃事件’付出代价”(Singapore Begins To Pay The Price for‘China Cuckooing’)的评论文章，作者王安迪(Andy Wong Ming Jun，音译)指出，随着中国和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竞争变得愈来愈波涛汹涌，新加坡在接受中国企业上虽然看似有其经济实用主义，但实际上却变得令人头痛。

王安迪举例说明，星国近期内发生的三起争议事件均与中国有关，像是TikTok的行政总裁周受资(Chew Shou Zi)1月31日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就对网络儿童性剥削问题、以及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接受议员质询。

此外，星国媒体《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2月4日报道，中国最大的电子烟公司之一的员工去年底向《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举报，指控其雇主和同事 涉及不法行径，而这些指控与新加坡一家位于里峇峇利(River Valley)的公司有关，他们称这家中国电子烟公司利用这家位于星国的公司，来协助将电子烟非法运送到一些禁止 电子烟的市场。

新加坡还在去年8月破获一宗史上最大金额的洗钱案，涉及金额约20亿美元，最终被拘捕的10名嫌疑犯原籍全为福建。

王安迪认为，这三起事件凸显了所谓“中国杜鹃事件”，也就是中国企业转籍星国的行为，宛如像是杜鹃鸟把蛋下到别的鸟巢、让其他鸟类代为孵蛋的做法一样，而这已经造成星国的外交和声誉后果。

对此，长期观察中国外交及经济事务的德国非营利组织“Mapping China”共同创办人安达彩(Aya Adachi)说，她同意王安迪的看法，并指出新加坡为了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近年来更改法规允许客户将大笔资金存放在当地，但这却同时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国际金融中心遭染黑？

安达彩告诉美国之音：“新加坡监管环境的变化导致当地出现更多跟中国有关的非法活动， 但这显然不是新加坡政府最初的意图。新加坡于2020年引入了一种新的投资基金公司结构'可变资本公司'(VCC)，这项法规的改变吸引了将资产注册在开曼群岛和卢森堡等低税收司法管辖区的基金经理人和家族办公室，这是新加坡试图吸引更多国际金融的政策，也是维持新加坡在区域中具竞争力的原因之一。”

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研究与政策专家马蒂尼(Maira Martini)先前曾对英国《金融时报》分析指出，“可变资本公司”的风险在于它“像黑盒子一样运作”，并且对于“贪腐和其他犯罪分子来说，可能非常有吸引力”。

不过，新加坡前总检察长、新加坡管理大学(SMU)李光前客座教授温长明(Walter Woon)相当不认同王安迪的观点，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当然会有一些人以新加坡为基地(进行犯罪活动) ，但并不限于华人，就像瑞士等任何其他金融中心一样会出现一些 (诈骗)的团体，即使美国也有诈骗分子以其作为基地。作者首先在此强化了某种刻板印象，即华人之间 存在某种种族团结，还呈现了《亚洲前哨报》的反新加坡偏见。”

新加坡政府曾于去年3月对《亚洲前哨报》一篇名为“新加坡杀鸡儆猴”(Singapore kills a Chicken to Scare the Monkeys)的文章发出更正指示，认为文中包含评论新加坡执法不力、以及指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Lee Hsien Loong)弟弟李显扬(Lee Hsien Yang)和妻子林学芬(Lee Suet Fern)被迫离开新加坡，是因为跟李显龙作对等信息不实。《亚洲前哨报》随后依照星国政府指示，在文章中附上更正通知，但仍坚持其立场，未撤下报道。

“洗星籍”带来的艰巨挑战

在此之前，《金融时报》曾于2022年11月刊登报道指出，当年有逾500家中国企业悄悄将总部迁往新加坡或在星国注册，以规避美中紧张加剧所造成的地缘政治风险和印度市场上的反中情绪，包括时装零售商Shein、电动车制造商蔚来汽车，以及IT服务供应商开域集团(Cue)等。《金融时报》并将这种做法称为“洗星籍”(Singapore-washing)。

不过，《亚洲前哨报》指出，新加坡政府可能已察觉协助中国企业将其业务运营和背景“去中国化”，恐会带来潜在的负面声誉风险。

对此，“Mapping China”共同创办人、长期研究中国外交及经济事务的独立研究员安达彩认为，虽然不只新加坡，全球其他国家在引入中资时也经常间接造成不法情事，但在星国大举向全球金融企业和人才招手的政策、以及美中激烈竞争之下，“洗星籍”确实让星国疲于奔命阻挡来自中国的犯罪行为。

安达彩说：“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新加坡政府必须采取更严格的措施，以防止这些非法中国活动不再发生，但可能与维护自由及较不复杂的监管(金融)环境相冲突。另一方面，美中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当局于2020年调整法规，导致许多中国企业纷纷进驻星国，使得新加坡必须监管获设立的数量庞大的实体，这对星国当局来说可能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但新加坡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主席陈企业(Tan Khee Giap)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达了捍卫自家政府政策的立场，并认为“洗星籍”说法是刻意用有色眼光看待在星国投资的中企 ，因为新加坡吸引的外资来自世界各地，不只包含中国。

陈企业告诉美国之音：“欧美的跨国公司都到新加坡来，可是为什么人家不说欧美，或者日本、韩国区域总部，设在新加坡是‘洗星籍’，就只针对中国？因为中国可能是政治体系、价值观跟欧美不一样。其实哪怕是中国的公司，如果犯法我们也是会处理的，你看，英国的霸菱银行在这里倒闭了，我们也处理得很好。”

星国未来是否需调整政策？

陈企业还说，新加坡的法规体系相对其他国家透明，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也维护了星国的核心利益，过度放大来自中国的非法活动恐失焦，因此他认为相对金融开放的政策应继续维持。 陈企业同时以星国2005年不顾国内强烈反对声音，大胆押注发展观光博弈为例，来说明狮城的政策灵活且具远见。

陈企业说：“我们新加坡有2个国际赌场，(当时)有这么多人说不行，你的犯罪(率)会提高。结果十多年了，我们的犯罪率越来越低，非法贷款也受到控制。所以一个正确的公共政策，它带来的利益是多方面的，我们要以新加坡的核心利益，作为公共政策考量的最终目的。”

但安达彩认为，新加坡实际上已经注意到部分监管措施出现漏洞，只是为维持政治中立形象，不愿公开指称来自中国的非法活动激增，这代表狮城在未来有调整监管政策的空间，以维持 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安达彩说： “(新加坡)政府必须采取更严格的监管措施来避免某些(非法)活动发生，因为目前其声誉已经受到损害。我认为他们需要仔细评估哪些领域需要加强监控和监管限制， 以及如何改善或维持声誉或环境，以吸引(更多)跨国公司(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