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富豪们在新加坡 饭桌上清一色茅台

　　要在新加坡寻找中国创投圈大佬，最好从餐桌开始。

　　即便坐在乌节路餐厅，中国人仍然固执地捍卫着自己的口味——比如对茅台的执念。

　　在每天不重复的酒局，通过酒的种类，大概能看出组局者的分野。新加坡当地人喝威士忌、红酒，中国创业小年轻喝啤酒，小有成就的新富豪饭桌上清一色茅台，有时白瓶中还夹杂更稀少的黄釉瓶茅台。参加的酒局够多后，有人已经能一口分出中国茅台和新加坡茅台的区别——“国内卖的酱香会更浓点。”

　　除了喝酒，大佬们日常也有平淡些的小聚。有人就在街边大排档，看到字节跳动张楠和小米王川凑一起吃海鲜。如果喜欢踢足球，可以加入某个球局，前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最近几周都会出现。

　　一个国内亿级用户APP的老板在工作间隙，会在家里组局吃榴莲。七八个人光脚围坐，客厅里弥漫开甜腻的水果香气。其中有个人总是出现在同一个富豪身后，一问，不是家里人，卖保险的。

　　这是新加坡华人圈的另一种生态：不少富豪身边都会跟个保险经纪人。各种组局上，经纪人必须善于活跃气氛，比如德扑打到兴起，大家要玩真心话大冒险，保险经纪人会毫不犹豫跳上牌桌，跳一段性感的table dance。

　　一些新来者很走运，仍能远程操纵国内业务。而一些前辈企业家们，已经开始习惯遗忘往日的荣光。几个前些年退休的大佬有个微信群，叫做“二把手俱乐部”。

　　其中一个曾经将公司做到行业前二后卖掉。退隐新加坡多年，他似乎很无聊，因为除了在家做饭、带孩子，时常能在各种饭局看到他。另一个人是上市公司前高管，据说喜欢和web3.0圈子打德扑，还“玩儿得很大”。

　　有些更有名的人物过于难以接近，只出现在闲谈碎语中。比如雇佣私人飞机跨洲接送自己的张一鸣，据说在新加坡调养。有人听说Top大厂的创始人在新加坡避了一段时间风头。在AI圈子里则疯传，行业头部公司的高管们组团待在新加坡。

　　“新加坡就像在开大展会。类似于国内一个酒店扩大无数倍，里面全是大佬”，一个老创业者对36氪总结。

　　在这场“大展会”里，人来人往，整个城市沉浸于金钱的潮汐之中。

　　但对想尽快做点成绩的人，酒杯碰撞的声音清脆而空洞，到最后甚至让人厌倦。

　　一个来到新加坡的创业者说，原以为新加坡创业氛围很浓郁，呆了一段时间才发现，怎么天天都是大佬游艇party，酒局，大家喝酒、抽雪茄，在甲板上友好地聊完一圈，然后呢？“啥都没有，ROI（投资回报率）太低”。

　　呆了几年的过来人，早就对这种落差习以为常。他们多少会带点看戏的心态。一个FA告诉我：“你最好明年1月再来看看，说不定很多人就回去了。”

　　高档中餐厅和豪宅外，隐秘的不安在一场场聚会和一杯杯咖啡之中蔓延。水滴筹CEO沈鹏在一场线下分享中说，自己在新加坡待了一段时间，发现人人都在读辜朝明的那本《大衰退》。

　　但无论如何，2022年，源源不断的新人持续涌入新加坡。他们的兴奋撑起了新加坡的喧哗和骚动。

　　一切到9月迎来高潮。

　　新加坡，“看上去”很美

　　新加坡绝对不缺钱。但想从富豪手里拿到钱，绝不比在中国更容易。

　　最开始，说起去新加坡，投资人John有些不情愿。

　　一旦确诊，可能会困在国外一个月，这还不算回国隔离的时间。

　　但没有哪一个中国投资人会对9月在新加坡举行的Super Return熟视无睹。

　　疫情开始的三年来，这是第一个全球知名LP（出资方）会同时出现在线下的大会。9月那一周，新加坡可能是整个亚洲财富最集中的城市。500多个衣饰得体的欧洲、亚洲人穿梭在金沙湾会展中心，他们背后是手握重金的资方——南洋理工大学、阿布达比主权基金、大保险公司或者面目不详的高净值个人。

　　今年John所在的基金还没到募资期。大会开始前一周，John的老板还在犹豫要不要到跑这一趟。但翻看同行的朋友圈和各自的聊天记录，老板无法再保持淡定：新加坡无处不在。

　　“Fear of missing out”（害怕错失）的情绪终究还是占了上风。在Super Return开始前一周的例会上，老板终于拍板，“咱们还是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可他自己是不愿意冒风险的，结果是John这个新合伙人辛苦一次。

　　三年时间，足以改变很多事。同行之间聊天，压力大是逃不掉的话题。连Top20基金创始人都会感叹：“今年压力大，主要在搞钱。” 即便还没有到募资期，John必须出现在老出资人们跟前。安抚之余，试探他们未来几年的投资意向。

　　他这一次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去挖掘新的家办和中东LP。“毕竟，现在宇宙的尽头是新加坡。“他有些嘲弄地告诉我。

　　John落地已经是Super Return 开始的第二天，比起那些一周前就出发的同行，他们基金可以说很不积极了。

　　从樟宜机场一路开向城市CCR（Core Central Region），John忽然进入了久违的汹涌人群。红色、金黄和蓝色霓虹灯闪耀在滨海湾的夜空，挂满彩灯的游船驶过漆黑的海面，泛起光斑。

　　等待他的是初秋气候已经温吞的新加坡，还有到处热气腾腾的流动盛宴。

　　从早上9点到深夜12点，乌节路辐射的，街角的咖啡厅、楼顶的餐吧，只要John愿意，他就能找到一场聚会。除了无处不在的web3.0创业者，又多出2000多个从世界各地赶来的金融圈人。

　　Super Return举办地在新加坡标志性的滨海湾金沙酒店，据说是全球造价最高的单体建筑。三栋塔楼与其说是酒店和购物中心的集合体，不如说是一座小型城市。整个酒店有2561个房间，45个餐厅， 22家酒吧，1间博物馆，1条运河，1家赌场，170个品牌的购物中心，其中包括LV在巴黎以外最大的旗舰店。

　　到9月中旬，金沙酒店房价已经炒到上万。John只能到喜来登定了房间，普通大床房花了5000多元人民币。虽然也在市中区，但附近甚至找不到一家便利店。那几天，金沙酒店门口永远排着几十个人打车，他只能走回酒店。

　　阳光透过落地窗照进挑高到9米的展厅，人的声音也变得稀疏。John站在4、5米宽的走廊，眼前是平静的海面，新加坡海峡吹来的海风弥漫湿气，真正的现代气息、硬件簇新明亮。

　　开会第一天，John在展厅来来回回走了不下2万步。

　　早在出发前，他就在大会APP上给各种类别LP发了几百条私信约见面。除了私聊，他想过在现场临时找出不认识的LP。浪费了很多时间和同行寒暄后，他学会装作不经意地搜寻对面人的胸牌，找出LP名字下才有的小黑色五角星。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他见了二十多个LP。

　　只是，中东大亨的钱没那么容易收入囊中。中东LP们的口味是过去中国美元基金陌生的。来自迪拜、阿联酋的大金主们对短期内十倍、二十倍的回报似乎没多大兴趣，他们会问John陌生的问题：你们如何帮我们提升社会发展水平？这让John惊讶之余，绞尽脑汁改变自己的惯常话术。

　　中东LP的钱可能只在此短暂停留，好在新加坡本土也并不缺钱。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今年新加坡会新增500多个中国富豪，他们将为这个国家带来至少24亿美元。

　　不止一个投资人都会提到同样的数据：今年新加坡家族办公室从2020年的400个涨到700个，而“家办”最低的基金管理规模也提到了5000万新币（约合人民币2.6亿元）。

　　实际上，“5000万是不好意思开家办的。” John告诉我。他这次见到了管理3、4亿美元的家办负责人，背后金主身家在20-30亿美元之间，也有国内前五互联网公司的SVP（高级副总裁）。

　　他们同样不好捕获。很多家办刚落地新加坡，还有些摸不到门路，尽管他们的投资轨迹已经在世界地图上四处跳动。

　　“今天投个欧洲房地产项目，明天投个亚洲基金，后天投个北美互联网项目。”连John都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去投欧洲的房地产。”对方回答：“因为老板和其他有钱人攒了个局，地产也是老板朋友的。”

　　在一个陌生的市场，如果家办管理人还没有完全获得老板们的信任，能做的是老板对什么感兴趣，他们就看什么项目。

　　以至于这些家办管理人自己都不敢保证对中国的美元基金多么了解，即便能叫出一个个基金的名字，却弄不清它们彼此间的区别。当John追问对方能投多少钱，他们只能含糊地说“300-3000万美元都是我们的范围。”至于能不能给钱，“回去得和老板商量，不确定老板喜不喜欢。”

　　新加坡看似遍地黄金，但只是看上去很美。

　　在新加坡走马观花的半个月，真正调动起John情绪的事却和融资无关。

　　结束后，随之是web3.0圈里众人皆知的大会——Token2049。这场大会真正点燃了新加坡。

　　那几天，在新加坡的投资人，很多朋友圈都被Token2049刷屏，夸张点的分享和圈里名人的合照，普通的分享则是人满为患的咖啡厅，反正都是些搞大事的画面。

　　有些活动直接办在夜店，台上兼职当DJ的web3.0创业者打碟，鲜艳的灯光闪烁不停。在各种web3.0群里，他们晒陈柏霖、林俊杰、伊能静的照片。

　　场面实在太过盛大，以至于有个提前离开的投资人很快开始后悔：开始以为Token2049只是个规格比较高的会，有些活动而已，没想到是个“大party”。

　　“你在国内真体会不到这种氛围，还是很酷的，千禧一代以后的感觉。”这个投资人告诉36氪。

　　John原本只是带着些看热闹的心态加入，但到那一周结束时，他已经参加了40多场活动。如果和活动上的web3.0创业者聊得对味，他可以在凌晨2点约海底捞，一直吃到天色将明。“web3.0没有夜晚，”他说。

　　前一周在金沙会展中心，John擦身而过的很多白发苍苍的投资人，被中老年人包围太久了后，John怀疑是到了另一个世界，放眼Token2049，几乎都是年轻鲜嫩的脸孔。“这对比真的是太强烈了。”

　　在Token2049间隙，John去了次创投圈聚会。聚会在当地算得上高档的中餐厅举办，或许是为了凸显中国元素，进包间就能听到传统民乐，铜锣唢呐一派喜庆，还以为春节提前了几个月。

　　包间里近百号人，基本都是互联网投资人或者新加坡银行、政府的官员。最近很活跃的金沙江合伙人朱啸虎，自然没有缺席，还能看到软银、淡马锡和中东基金的人。

　　或许是为了照顾本地人，桌上没有茅台，只有红酒。大家有礼貌地聊天、敬酒。要有人问起“你最近关注什么？”通常只会收到平淡的回答：“没什么投的，也没什么关注的。”John受不了沉闷的氛围，呆了一个小时就退席，跑去参加web3.0活动直到半夜。

　　但狂热的party之后，John无法忽视矛盾之处。就算手里没有数据支持，他也凭直觉知道，眼下的新加坡，投资人比靠谱的web3.0项目多。“这场会，对我这种不太了解的黑子是破圈的机会，但好的项目比例很小。”

　　这也是很多投资人的普遍感受。2022年新加坡创投圈，最多的是投资人，但钱和好项目却都难找。看上去满地机会，但很少有人真正愿意为“梦想”和随之而来的风险买单。

　　浮华背后

　　一个创业者奔赴新加坡时，如果想重新看到中国2015年时“万众创业”期的盛况，必然会失望。全球经济衰退时，新加坡只不过比亚洲邻居表现好一点，并不会幸免。

　　新加坡的水温已经开始下降。Token2049 人潮涌动，新加坡互联网圈子聊的却是大裁员。

　　当John到达新加坡时，和他有过一面之缘的创业者Paul，已经决定关掉公司。

　　如果看履历，Paul算是在东南亚有经验的中国创业者。他在本土头部公司当过中层，说很流利的泰语、英语、印尼语。自己做的电商项目，之前还拿了点知名机构的融资。

　　8月末的早上，Paul刚醒来，发现平静很久的虾皮离职员工群，忽然“噼里啪啦”进来一连串刚被裁掉的人，群里一片喧闹。那些人告诉他，有十多年历史的实验产品孵化部门没了，一个人不剩。

　　Paul当时正为自己项目找下一轮融资，找到头发花白。看到消息时，他知道大势已去。连头部公司都降低预期不再投入新项目时，自己没有必要继续挣扎。

　　Paul有很多找钱的渠道。他交游很广，认识很多有钱人，也和本土基金关系不错。

　　老板们很乐于在宴会上看到他。新加坡呆了很多年的老江湖曾带他去私人会所。Paul曾听说美团的前几号人物和朋友来过这里聚会。会所落在别墅和私人公寓林立的丘陵地带，门外看不到任何招牌，也不会对外营业。

　　刚一进门，他就看到的是横七竖八停放的豪车，最显眼的是辆黑色劳斯莱斯，方形车头上的欢乐女神像银光闪耀。车辆停放随意，见缝插针塞满并不宽敞的院落，“看着像香港电影里黑帮的聚会。”

　　忙的时候，Paul一个月在家吃饭的次数五个指头数得过来。但和他忙于奔命不同，大佬们似乎不太着急于追逐事业第二春。他听到营收千亿的上市公司前总裁在私人聚会上表示，我们在欧洲投了一个亿，东南亚也该布局了，现在也有牌照，就是不知道做啥，“既然大家都来了，我们也来看看。”

　　“看看”是很多富豪的心态。“我不投钱我也不做什么，就在那里花曾经赚的钱。”Paul这样总结。

　　毕竟新加坡至少在眼下能给大佬们足够舒适和安全的生活。

　　Paul有时会被朋友邀请，去中国互联网圈子老板们很热衷的住宅区参加聚会。几个相近的小区中，户主包括曾经某行业排名前三公司的创始人、头部基金合伙人。最近，户主还多了个社交独角兽公司创始人，她刚到新加坡不久。

　　小区门外就是繁华的CBD。房子大多只有十多层高，大楼配色和外观看似简单，但正好完美搭配院落里的棕榈树。院中50米长、8条水道的泳池永远蔚蓝，池边蓝色遮阳伞下，黑色躺椅空无一人。

　　看惯一线城市高层住宅的人，都知道如此疏落的布局，在寸金寸土的新加坡是一种真正的奢侈。

　　新加坡四处飘散着这种隐形的、丰裕得被人视为草芥的金钱气息。但它们解不了Paul的困局。比起给创业公司投钱，老板们宁可去投资些本土房产金融产品。投资人总是礼貌地说：“你去找领投吧，有领投，我们也跟一些。” 有投资人更直接：“你项目就算不错，也很难撑过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

　　真正的好时候已经过去。即便在亚洲此刻最热门的城市新加坡，景气度也已经不复从前。

　　在中国投资人们蜂拥而至前，以美国放水为节点，软银、Tiger global、DST就在新加坡大肆扫项目。一个当地投资人总结：“之前他们都没什么存在感，这两年出手大，出手快。”出乎意料的是，这些被投资人们戏称为“接盘侠”的国际大基金，在2021年经历被投公司IPO血亏后，开始“躺平”了。

　　这样一来，似乎突然之间，在新加坡做到B轮C轮的创业者，发现自己找不到钱了。

　　一个已经盈利的AI公司，做了七八年，到今年，愿意再投下一轮的投资人消失了。创始人找到一家基金的老大，对方甚至不愿意开个价格，“开不了”。

　　基金们看项目时热情有多高涨，转瞬之间掏钱时就有多谨慎。

　　John就在新加坡拒掉了一个中国高管的创业项目，他认为市场太小，对方要价又太高。而此人在圈子里还有些名气，曾经在国内经手过类似的生鲜头部项目，一路做到了高管。当他为融资四处奔走时，圈子里传开五味杂陈的流言：“你看，连他都找不到钱。”

　　似乎只有web3.0圈子的热情从未消退。

　　在市区，甚至当地房地产商也搞起 “元宇宙+web3.0”活动。售楼处的沙盘描摹出价格3000多万人民币高端公寓的样子，LED屏幕打出web 3.0的活动海报，沙盘旁摆放百来把座椅。场地有些简陋，但挤满了人。

　　如果到新加坡麦里芝水库附近的绿道，最常见的是web3.0圈子的徒步。夸张的徒步活动，可达浩浩荡荡一百多人。他们会冒雨在步道走几个小时。三五个人一排，队伍黑压压一片，整齐出发后如同行军，彼此还要提防雨伞的碰撞。

　　有些活动则走华丽路线。赛马场普通看台旁，穿拖鞋短裤的中年男人攥着马票，睁大眼睛拼命想看清远处屏幕上的小字。但在vip包厢的web3.0聚会，头顶屏幕就滚动着实况字幕和直播画面，落地窗外可以清晰看到终点线。房间内红色地毯柔软厚重，沙发是丝绒套。女人们妆容细致，短裙配高跟鞋，男人们则西装革履。安静的房间上空，币圈黑话飘来飘去。

　　但这场浮夸背后，注入太多水分。

　　或许是出于同行相轻，美国web3.0圈会嘲笑新加坡的圈子：“新加坡十个项目九个骗，还有一个在路上。”

　　那些拿了融资的公司，往往有着神秘的面孔。一个web3.0创业者告诉我，他们前后融了1000万美元，但前两轮都是代币。具体架构如何，他“不方便透露”。

　　同样神秘的，还有这群创业者的生活。他们会告诉我，自己生活很简单，不爱到处聚会，生活很健康，最多就是去徒步、打网球。但其实饭桌酒局间，少不了会看到他们的身影。

　　但是，抛开这些真假掺半的谈话，如果只讨论业界话题，一切都让人兴奋。饭局上，大家聊起谁又成了独角兽，谁又募了100亿（token，意思是代币），“真是独角兽都不够用了。” 一个在新加坡看web3.0项目的投资人调侃道。

　　可圈中一些行为让他很不喜欢。做加密货币贷款机构乍富的联合创始人，新买了辆劳斯莱斯，在新加坡街头无比抢眼，而且他的豪车不止一辆。这样以豪宅、游艇为标配的造富速度差不多要以天或者小时来计算。

　　他算是个老投资人，这种场景和对话似曾相识。“怎么和当年P2P骗局的时候一样？还没成功就开始高消费了？”至于交易所，他断言：大部分“就是赌场”。

　　找到稍微靠谱的项目真如同大海捞针。好不容易聊到下一步，没想到项目方很快又开始发币、ICO。“太容易割韭菜，A轮就发币，上市，套现，然后买个豪车就玩吧，诱惑实在太多了。” 他告诉我。

　　6月中旬，加密货币贷款公司贝宝告诉合作伙伴“我们已经资不抵债”。接下来，不少豪车从新加坡街道消失。

　　创始人亡命天涯的故事也开始流传。饭局上，朋友有些遗憾地宣布：“本来今天要介绍某人给你认识，但昨天他出事儿，来不了了。”

　　这个投资人一直没能见上那些年轻高调的web3.0传奇人物，说实话他也没兴趣再见。他看起了传统的互联网项目，再提起web3.0，他会摇摇头：“太早了，市场太小了。”

　　败兴而归

　　度过了几个不眠夜后，John已经考虑离开新加坡，尽管他在市中心的咖啡厅，还时常碰到熟面孔，都是些中国的美元基金投资人。

　　金沙江的朱啸虎有时还出现在web3.0大合照里，有时被人看到在机场等待。Paul戏称：你在新加坡飞中国的飞机上问一嗓子有没有投资人，一定会有人搭腔。他座位背后，就坐了个头部基金投资人，两个人后来的话题之一就是比惨。

　　美元基金们纷纷张罗着开设新加坡办公室，哪怕现在根本招不到当地负责人。因为当地的管理人才“都在本土和国际大基金”。

　　中国投资人们偶尔的大动作，会让其他投资人感到匪夷所思。有个投资人看到中国同行投了某大佬的创业项目，给了上千万美元天使轮，而他们看过的类似项目，估值更加便宜。这样一来，对方出手的逻辑就显得奇怪了，“就觉得挺离谱，投资不能只看报表。”

　　如果穿透过这场盛会的外壳，会发现那些为利忙碌的熙熙攘攘，实际上很少会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更多人似乎是被环境“逼”到新加坡。

　　“新去的（投资人）都和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从这个公司看到那个公司，所有的地方如数家珍，谁都认识，谁都知道，工作就完成了，报告也能写了。”Paul说。

　　没人知道新加坡的喧闹能持续多长时间。一个FA就告诫自己的朋友：“你过来看可以，但是国内的业务不能丢，不然你在东南亚投不出项目，回去团队就没有你位置了。”

　　这位FA告诉我，他接触过一个基金高层，开会时高层直接扔来两个问题：“你说下东南亚哪些投资人比较活跃？每年案子有多少个？”FA觉得奇怪：“你怎么不查查报告？都是公开的数据，怎么问我这个问题？”对方很不客气地回答：“我都知道了还来问你干嘛。”

　　最近流入新加坡的钱还是太年轻。说到底，新加坡进到金融中心前三也就是今年刚发生的事。

　　新加坡最高建筑Gucco大厦三层顶层公寓由华人廖凯原买下，他也是特斯拉最大个人股东之一。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2019年，John在香港跟着老板募资时，新加坡在资本圈还是个不入流的城市，资本流动性差、没什么创业生态，谁要说起去新加坡上市，圈里人第一反应是“为啥去新加坡？能有什么好处？”一位投资人2018年跳槽到新加坡基金，他记得中国来的VC“五根指头数得过来”，投一个东南亚本土项目，他们可能是唯一一家有中国背景的资方。

　　事实上，当时除了腾讯、字节的战投部，很少有机构看得上东南亚。

　　相比之下，合伙人们在香港会停留更长时间，机构可能只派个associate（助理）级别的中层在东南亚粗略扫一圈，回国在会上推荐一下，整件事通常以“推不动”告终。如果有份东南亚的创业项目书到了投资人面前，投资人会一脸质疑：你真的熟悉这个市场吗？潜台词是：“我觉得不靠谱”。

　　蜂拥入新加坡的很多人更多是追逐热点和宽松政策而来，比如web3.0。但到底怎么在这里做生意？大家没有答案，没有底气，也没有定力。

　　未来该往何处去？暂时也无清晰答案。John和同行一样，没人会把那本《大衰退》摆在桌上，但他欺骗不了自己：“有些行业就是到了末路，比如中国在线教育，比如欧洲的房地产。”

　　9月末，John的新加坡之行已经兴味阑珊。他离开新加坡回国，坐在隔离酒店，显得更加冷静：“目前的挫折是阶段性的。香港很快就能恢复，它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很重要。新加坡毕竟体量太小，那里不是我的重点。”

　　他还记得2019年参加香港万豪酒店的Super Return。走廊灯光昏黄陈旧，三十年历史的欧式雕花扶手、色泽浓郁的地毯，又增加了沉重感。人群挤在狭窄大厅，蒸发出的汗气让空气濒于凝滞。这和新加坡金沙酒店的开阔全然不同。可John还是怀念香港，起码在那个老牌金融中心，“你想象不出来，只是多了几千个人，酒店价格就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