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隔夜美元下挫，人民币汇率进一步扩大涨幅，升至2019年5月上旬以来新高。有专家分析认为，中国存在严格资本管制，人民币升值造成外升内贬的格局，人民币对内购买力下降，加大了国内通胀压力，民生受到损害。

　　人民币汇率触及一年多高位

　　周二早盘，在岸人民币汇率一度上涨0.3%，至1美元兑6.7897元人民币，

　　摩根大通（JPMorgan）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写道，中国央行“几乎没有显示出抵制人民币升值的迹象，这为人民币升值铺平了道路”。周二，美元相对一篮子贸易伙伴国货币的汇率下跌0.1%。

　　专家：人民币外升内贬 民生受损

　　彭博9月14日报道援引中国社科院教授刘煜辉，6月中旬，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夏威夷会晤，尽管当时无论是外交还是民间，双方剑拔弩张，但其后人民币就进入了升值通道。

　　刘煜辉认为，“这是真实的肢体语言”。美方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1985年设计了著名的《广场协议》。莱特希泽非常清楚：两个超级大国博弈的时候，利益的关键点是汇率。

　　人民币在美元大幅度贬值情况下升值，在经济学意义上，相当于中国在这个时点承担了一些美国财政赤字货币化和现代货币理论（MMT）成本。

　　刘煜辉表示，人民币升值的背景是，中国现实存在两大“紧约束”:

　　一是人民币三年前或更早就已经出现了名义和真实汇率的裂口，且裂口张开发散一直不能收敛。德日当年签订广场协议时，马克、日元的名义汇率与真实汇率没有明显裂口（甚至可能是真实比名义的要高），换句话说不存在系统性汇率高估，甚至低估。所以当时德日经济体内部没有明显通货膨胀压力。

　　二是严格的资本项管制，用大坝把水拦在了境内，名义汇率维持在“7”，由此付出的经济学意义的成本就是，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和真实汇率之间的裂口长期不能消失，导致人民币出现外升内贬的格局。而德日当时资本项是自由的，跨境资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

　　刘煜辉表示，由此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一是中国容纳通货膨胀的空间事实上比当时的德日要小很多，苛刻一点，就是没有；二是资本项是关着的，本身也就少了一个平抑通货膨胀的机制；三是理论上指向政策一定要也只有这一个政策方向：压制房地产，才能度过当下人民币升值的过程。

　　刘煜辉指出，由于中国存在严格的资本管制，人民币汇率升值付出的代价就是外升内贬，人民币对内购买力下降得厉害。

　　刘煜辉表示，大家可以感觉到，民生消费品的价格涨得非常厉害，新冠疫情是一个原因，而人民币对内购买力下降（贬值）是另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