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口政策留给中国的教训

　　近年来，人口减少造成的人手不足正在成为日本的社会问题。2017年4月的有效求人倍率为1.48倍，自1974年2月的1.53倍以来，时隔43年零2个月再次达到高水平。只要不太挑的话，谁都能找到工作，日本已经步入劳动力超级抢手的社会。

　　原因在于持续减少的人口问题。据日本总务省估算，14岁以下的人口连续36年减少，截至2017年4月减至1571万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也降到12.4％，连续43年降低。主要原因在于低出生率。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日本国内出生的婴儿总数为97万6979人，在年度出生人数中首次跌破100万大关。总和生育率（每位女性一生平均生育的子女数）为1.44，远远低于维持人口数量所需的2.07，人口减少趋势难以遏制。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2017年4月发布的《日本未来估算人口》显示，假设出生率为1.44，到2053年日本的总人口将低于1亿人，2065年将跌破9000万人。

　　其中，减少情况尤为明显的是在经济活动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在1995年达到峰值，为8726万人，2015年减至7728万人。今后将进一步加速减少。预计将以每年约1.1％的速度减少，到40年后的2065年，估算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将比现在减少3199万人，只剩4529万人。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可以分解为“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3个要素，但在日本，劳动投入的贡献度已是负数。

　　中国的人口问题也在逐渐显现出来。中国的人口结构受长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正在扭曲。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达到顶峰，之后开始减少，“劳动投入”的贡献度为负，正成为潜在经济增长率降低的因素。

　　另一方面，人口结构问题还将影响房地产价格。理论上，商品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假设供给量（住宅数量）固定，如果需求量（购房人数）减少，价格将面临下行压力。

　　深圳万科的研究数据显示，深圳2017年的平均购房年龄为33.6岁。另外，还有报道称北京市的首次购房年龄为27岁。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从以上数据可以推测，中国整体的平均购房年龄在25～35岁之间。

　　中国国家统计局2015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接近平均购房年龄的25～29岁人口在过去十几年里呈增加趋势。不过，今后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将转为减少。假设2015年25～29岁的人口为100，那么5年后（现在为20～24岁的人口）将降至78.0，再过5年（现在为15～19岁的人口）将降至58.5。这表示，今后5年～10年内住宅需求将减少。虽然对北京和上海等今后外来人口将会继续增加的一线城市的影响可能较小，但年轻人口外流现象明显的地方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可能会出现较大波动。

　　由于人口减少会影响经济增长，日本政府正在努力提高出生率。政府提出到2025年将出生率提高至1.8的目标，但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实现。尤其是在生活成本高、育儿环境恶劣的大城市，出生率更低。2016年东京的出生率为1.24，在日本全国最低。以年轻人为中心，人口正向东京集中，随着人口的过密化，出生率会进一步降低，如此“人口黑洞现象”正在发生。

　　这种现象在中国也开始出现。来自地方城市的大量外地人聚集到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但因生活成本勐涨等原因，出生率一直比较低迷。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2015年北京和上海的粗出生率（出生人数与平均人数之比）分别为7.96‰和7.52‰，远远低于中国整体的12.07‰。中国从2016年开始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但从日本的经验来看，生活成本持续上涨的大城市的出生率无望大幅改善。

　　随着饮食生活和医疗环境的不断改善，人类的平均寿命今后将稳步提高。出生率无法提高的话，老龄化将变得更加严重。日本正迎来在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团块世代”变成后期老年人（75岁以上）的“2025年问题”。旨在为了充实社会保障财源的消费税增税政策已经两度延期。始终这样下去的话，国民养老金和国民保险等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可能会瓦解。

　　日本步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早于中国，有很多教训可以借鉴。制定政策时不能目光短浅，而是需要将眼光放长远。

　　西村友作：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副教授，1974年生于日本熊本县。1995年首次访问深圳，随后决心到中国留学，自2002年起在北京生活，2010年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成为被该大学正式录用的首位日本人专职教师。兼任日本银行北京事务所客座研究员。专业是国际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