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如何掐住日本“咽喉” 给中国的启示

　　一、美国国内经济问题和强美元政策引发了美日贸易战

　　1970年代日本制造业发展迅速，日本产品迅速占领国际市场。1980年代初期，美国对日本的商品贸易赤字飙升至500亿美元。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等工业中心承担了和日本的主要竞争压力，形成了“铁锈地带”，失业率两倍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地区的州议员在国会发起了大量对日贸易保护主义的法案，在国会形成了政策基础。另外，当时民主党在众议院占多数席，经济政策重心在重振铁锈州的基础工业并且得到了商业人士的支持。

　　在一定意义上，贸易战的起因还在于里根内阁的强美元政策。从1980年代初美国劳动力市场持续改善，但在1985年前后陷入停滞。当时经济学界认为汇率问题是美日贸易失衡的主因，虽然里根政府初期拒绝干预外汇市场，但汇率问题的压力在国会迅速积累。1985年，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贸易保护主义的“丹佛决议案”。几个月后，民主党主要领导人在国会集结并发起了加收25%关税的贸易战法案。

　　一方面，美国的高技术制造业面对与日本的竞争压力，自然地转向了高利润且多数量的国防采购合同，因此在1987年美国军费支出增长放缓后，美日贸易竞争问题骤然加剧。另一方面，美日高技术制造业分工引发了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强势美元使得许多国防产品的部件生产被转包给日本企业，日本高技术制造业出现军事化倾向，最终引发了华盛顿的国家安全问题担忧。

　　1987年披露的东芝—哥尼斯堡事件，即东芝非法向苏联销售高技术国防产品，华盛顿认为潜在损失可达300亿美元。在美国为日本承担了大部分国家安全和能源保障支出的情况下，这一事件强化了国会的反日情绪，也促使美日贸易战升级。1987年，里根对日发起了二战后美国首例贸易制裁，贸易战升级。一年后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包含超级301条款的1988综合贸易法案。

　　二、美国采用综合性政策来应对美日贸易失衡

　　（一）推动美元贬值的广场协议。广场协议的计划是西方五国（G5）推动美元贬值10%-12%，而日本央行原定的日元升值目标是200日元/美元，但是情况很快失去控制。到卢浮宫协议时期，日元已经升值到150日元/美元。1987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一”之后，日元升值到120日元/美元。

　　（二）通过多边协议为美日双边谈判制造筹码。例如，美国曾利用反倾销规则作为1986美日半导体行业谈判的有效砝码。又如，在1961和1962年美国于GATT会议达成棉纺织品国际贸易短期及长期协议后，又于1962和1963年迅速与日本达成日美棉纺织品短期及长期协议。

　　（三）个案谈判。美国贸易代表处根据行业调查，与日本就日本单方市场开放为目的进行定期或特别日程的谈判。

　　（四）系统性全行业的市场开放。随着1980年代美国电信业贸易逆差从5600万美元激增至6.08亿美元，在1985年1月的里根—中曾根峰会上，美日共同启动了就电信、电子产品、医疗设备与药品和木材四个行业的对话，要求日本单方移除进口壁垒。4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公开承认日本在贸易中的不公正行为并允诺开放市场。

　　（五）自愿出口限制及自愿扩大进口。美国以国会法案为砝码施压，让日本在纺织品、钢铁、电视和机床等行业都曾实行自愿出口限制，同时进行工厂转移和产业升级。例如，日本在纺织品行业曾实行自愿出口限制并将工厂向中国和东南亚转移，随后又以自愿限制汽车行业出口来缓解贸易冲突。

　　（六）301及超级301条款。该条款是来自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和1988综合贸易法案的加强性补充，允许美国贸易代表处就私营部门的申诉展开调查，并以总统权力内一切合宜可行的方式，包括贸易报复，来处理案件。301条款及超级301条款为美国贸易谈判者创造了砝码，例如超级301条款是日本接受美日结构性障碍协议的重要砝码之一。截至1989年，美国贸易代表总计向日本发起了24例301条款案件调查，几乎均使得日本政府做出相应让步（见表2）。

　　（七）GATT争端解决机制。GATT条款第23条允许国家针对违背GATT条款的其他国家要求改正和赔偿。美国常以日本违反GATT条款为由发动301条款案件调查，并最终要求日本让步。例如，1987年，一项中低额度的日本农业进口配额GATT争端解决调查曾得出日本牛肉配额不合理的结论，再次引发了两起301条款调查，最终美贸易代表以违反GATT条例为根据要求日本中止牛肉和橘类的农业进口配额。

　　（八）美日结构性障碍协议。1980年代后期，美国将注意力转向影响两国经贸关系的结构性因素。美国与日本就消除美日间的结构性贸易障碍达成协议。协议旨在推动日本在反垄断法、专利法、定价机制等方面改革，以放松对进口商品以及外国企业的歧视性待遇，同时废除了阻碍外国企业进入日本市场的《大店法》。

　　三、八十年代美日贸易关系与中美经贸现状的异同

　　（一） 相似之处

　　首先，“使美国伟大”是根植于权力平衡理论中的中美根本冲突所驱动的，带有战略性目的。美国的“单极化”倾向有长期的趋势性，势必会与地域一级强国间形成冲突。

　　其次，美日贸易战爆发于日本制造业的鼎盛时期，1980年代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占美国逆差超过40%。而中国同样也经历了制造业强势崛起和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美国贸易逆差的接近50%。此外，前15年中美在全球价值链都处于合作分工关系，但是中国致力于全球产业链上行，而特朗普强调制造业就业岗位，中美的合作关系被削弱，竞争关系正在加强，这与1980年代日本产业升级时与美国的贸易关系类似。

　　再次，里根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处于强势美元的大背景下。虽然特朗普并不希望美元走强，但他推行的减税、增加政府开支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很可能带来美国利率和汇率的走高。强势美元将加剧美国的经常项目不平衡。里根通过广场协议改变了美元强势的局面，但特朗普很难再达成类似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因此很可能通过贸易战的方式疏导贸易赤字压力。

　　最后，1980年代后期美国和日本高技术制造业的分工与竞争关系引起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问题担忧。例如，在半导体产业，里根政府也曾因国家安全问题禁止日资在美国的投资并购。目前，国家安全问题在美国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议题。2017年初白宫发布报告，表示半导体产业影响国防供应链的稳定安全，并受到中国产业政策的压力。因此，特朗普政府很可能对国防相关行业将实行保护性的产业政策，从而与中国发生更多贸易摩擦。

　　（二）不同之处

　　首先，当前和1980年代的经济形势和民意基础完全不同。美国从198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经常项目赤字到里根政府时期经常项目赤字超过GDP 的3%，美国无论是业界、学术界还是政策圈都很担忧。尤其是制造业大量从“铁锈地带”等老工业区撤离，许多州面临就业压力，同时强势美元引发商业社会的不满，在国会形成压力，从而引发了对日贸易战。三十年过去，无论是业界还是政策圈都已经对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有了全新的认识，加上当前美国的劳动力市场达到充分就业，经常项目赤字也远低于历史高位。尽管特朗普的重商主义情结赢得一些蓝领工人的支持，但商业社会总体很反对贸易战，学术界更是连连批评特朗普的政策，贸易战难以获得民意基础。

　　其次，特朗普面对的国际贸易秩序完全不同。1980年代还没有WTO，国际贸易规则相对松散，许多单边贸易行为没有得到约束。但30年来国际贸易秩序已经建立完整，各国间贸易运行在WTO的基本框架之下，单边的贸易保护行为受到WTO的规则的约束，也会给予对手反击的理由。因此，相比起里根时代，许多单边贸易措施例如301条款等已经不符合WTO规则，特朗普实行贸易保护措施挑战国际贸易秩序的成本和约束要高得多。

　　最后，中国与日本的政治情形完全不同。美国在美日贸易战中占据了全面主动的地位。美日间有特殊的军事同盟关系，日本在安全领域依附于美国，因此日本在国际谈判中以不损害日美关系为底线，一旦美国触发或威胁触发贸易战法案，日本的表现为迅速妥协。此外，日本国内的政治制度有特殊性，缺乏顶层行政领导力，强权部门难以形成合作反而形成制衡，在国家级经贸政策这样重大复杂问题的谈判上表现被动，将日本在与美国的贸易冲突中置于不利的位置。中国在国际政治上不依附于美国，国内也更容易形成共识以在国际谈判上占据主动地位。因此，即便特朗普挑起贸易战，中国的应对方式也将与日本有很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