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救救达沃斯的欧美老白男？

这几天，达沃斯人又出动了。每年1月，瑞士雪山小镇达沃斯都会举办世界经济论坛，以“改善世界整体局势”。这个论坛超越了普通的商务会议，仿佛成为了一场精英部落的赞颂会，2500多名来自学界、商界、政界的“全球飞人”们齐聚一堂，赞美神圣的三位一体：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创新。2004年，塞缪尔·亨廷顿在题为《死魂灵：美国精英的去国家化》的论文中，用“达沃斯（男）人”来称呼那些“视国界为屏障，欲除之而后快”的人。（是的，世界经济论坛的参会者80%为男性。）

2017年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此前媒体关于“达沃斯人之死”的说法过于夸大其词，但不可否认的是，反精英的革命正在酝酿之中——这场反叛不但要砸碎达沃斯人对于世界的玫色理想，更可能在今年内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这种变化从世界经济论坛对全球专家们的年度调查中就能窥出端倪。每年，会议主办方都会向参会者征询危及全球稳定的最大风险，以往的答案无外乎气候变化、财政危机等风险。然而近年来，最令精英们忧心忡忡的是收入不平等、移民、国与国冲突等问题。这一方面反映了西方国家不平等现象加剧、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事实，另一方面意味着达沃斯人正面临生死存亡之秋：全世界对精英的信任正在迅速崩塌。

爱德曼公关公司每年开展多项民意调查，旨在了解各国民众对各种机构的信任度。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企业和政府的信心出现总体下滑，虽然后来几年有所回升，但在去年的民调中，只有53%的受访者表示对企业报以信任，信任政府的受访者更是低至43%。

最令人瞩目的当属知情者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鸿沟。四年前，两者的信任度差距只有9个百分点，2016年，差距达到了前所未见的12个百分点。知情人群对企业、政府满怀信心，而大众对这些机构的信任度不足五成，许多人宁肯相信自己，也不愿相信商界精英。待到今年调查结果出炉，这个差距恐怕拉得更大了。

你只需去投票箱前站一会儿，便足以看清革命的征兆。去年，不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总统奥巴马怎么循循善诱，都无法劝动英国选民在脱欧公投中投反对票。在英国宣布脱欧的几个月后，新任首相特蕾莎·梅达说出了下面这番话，仿佛在回击那些批评她的达沃斯人：“今天，太多位高权重的人透露出一股国际精英范儿，与他们在街上擦肩而过、在公司里聘用的普通人严重脱节。他们以为自己是世界公民，但其实哪里的公民都不是。他们不懂得公民身份的涵义。”

在美国总统大选过程中，精英们无比确信希拉里将胜出，以至于博彩网站PaddyPower在投票还未开始时就直接给下注希拉里的赌客提前兑奖。他们的信心部分来自于选前的民调数据，但同时也反映出精英压根不相信选民有可能支持特朗普野蛮的民族主义。

事实是，选民支持特朗普。虽然特朗普名义上属于共和党，也属于富人阶层，但他的世界观完全与达沃斯人背道而驰。他要高筑贸易壁垒，缩紧移民流，干预企业决策。他不仅要让“美国重新伟大”，更要把美国、他本人以及自己的盟友置于首要的位置。

与此同时，欧洲大陆也翻涌着类似的思潮。去年12月，59%意大利选民否决了总理马泰奥·伦齐提出的宪法改革，迫使后者辞去职务。意大利修宪公投与英国脱欧公投一样，都是民众反对全球化的怒吼。同一天，奥地利选民也走向投票站，在右翼民粹政客和亲欧的前绿党领导人做决定。该国传统强势的中间派政党在早先的投票中已经被淘汰出局。荷兰产生了基尔特·威尔德斯，法国产生了玛丽娜·勒庞，德国的民族主义呼声也在日益高涨。

怎样才能使历史的钟摆回到达沃斯的老白男们所代表的方向上来？这需要大幅减少不平等现象；使政府更透明、更灵活、更负责任；降低移民流动性；大力推动经济增长和就业；削弱大企业和银行的权力；以及填补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信息鸿沟。这将是无比艰巨的任务，只要中东地区继续深陷于战乱，只要科技进步还在剥夺中产阶级就业岗位，只要人民在灾害和机会流失面前依旧毫无抵抗能力，只要老龄化人口仍难以激发增长活力，就不要指望它在短期内取得成功。

达沃斯人至少可以摆出更加谦逊的姿态，认识到他们对世界的未来不拥有排他性的掌控权与解释权，这也不啻为精英集体的一小步，去年12月，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华盛顿表示，领导人必须高度重视民众的不安：“人民缺乏安全感，充满忧虑，感受到周遭的社会环境在发生变化。”

如果让火鸡投票，它们不会选择庆祝圣诞节。同样，精英们也永远不会放弃全球化应许的前景。但要填补那道信任的鸿沟，要平息选民的反叛，精英阶层需要好好利用他们所掌握的资源，包括这场阿尔卑斯雪山深处的时髦派对，来进行开诚布公、实事求是的对话。否则，等待达沃斯人的将是凛冽的死亡。

与此同时，他们应该系好安全带，迎接动荡的2017年。我们都应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