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智库高峰论坛看到了什么？

新年伊始，几年来蓬勃甚至是爆炸式发展的中国智库迎来了一场空前盛事：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论坛在人民大学隆重召开。传统的党政智库、高校智库、新兴的社会智库以及在传播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媒体三百余人齐聚一堂。更值的一提的是，一向在此领域鲜有亮相的企业界也同样成为重要的参与者。

客观而言，中国智库的迅猛发展不过是近几年来的事。从全球特别是和西方比较的角度看，多年来智库一直是中国全面发展的短板。这除了理念、传统的影响外，更主要的还是经济实力。智库虽然堪称人类智力活动的顶端皇冠，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领域的决策者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但它本身却并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相反还需要巨额、持久的物质投入。这绝非一个贫弱的国家所能承受。

所以，今天智库在中国的兴盛和强势崛起，从根本上就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和折射。尤其是社会智库的崛起，更是这种强大经济力量的写照。由于智库的建立和运作的高成本，过去只能是国家独专。但现在，个人和企业都跻身智库行列。特别值的一提的是企业资本与高校智力优势结合的模式。这典型的代表就是本次论坛的主要承办者人大重阳。

以我本人多年在法国和欧洲的生活体验，西方的智库虽然仍能维持其过去的优势地位，但发展的势头却已停滞，进取精神也在逐渐丧失。特别是美国智库对2016年本土大选预测纷纷失误，不仅显示其日益脱离社会，更表明其整体综合能力的下降。虽然中国仍然处于奋力赶超的地位，但此长彼消的历史趋势无容置疑。

其次，本次高峰论坛主题是国际影响力，分论坛则是全球治理、国家形象与国家战略。这种高大上的议题自然体现了今天中国智库的眼界、水准。尽管在我看来，这本就是智库研究的应有之责，并不意外。但令人惊喜的却是在如此宏大主题之下，还有另一个主旋律，即：虽然中国智库高歌猛进，成效斐然，但却充满了自我批评和自我检视。大家把相当大的精力聚焦到了存在的问题和解决之道。

应该说，在任何一个文明中，公开的自我批评和检讨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这是正常人性使然。尤其是在东方这种含蓄、内敛、注重礼的文化。但此次论坛却打破了文化和人性的双重藩篱。开幕式上，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王缉思院长率先提出智库要考虑长远和战略，不能跟风。随后在互动环节，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就尖锐的提问：对于冷门领域，需要长期坐冷板凳的议题，如何才能使得学者专心、安心于研究？

类似的讨论和剖析不绝于整个论坛。比如多位学者提到当前中国智库繁荣的背后却是缺乏有深刻洞见的思想产品、现行管理体制对智库海内外交流存在制约。还有部分学者提出如何确保智库的独立性、智库要与现时政治保持距离。其实智库的独立性一直是全球争论不休的话题。美国认为政府对智库不能干预和支持，否则就丧失独立性。但德国就认为只在政府扶持才能保持独立性。无独有偶，中国也有的民间智库就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拒绝任何财团的资金。以我所在的法国而言，智库为了保持独立性也大都拒绝企业的捐款。同时为了保持效率只接受一定比例的政府拨款。

至于长期存在的人才缺乏流动性，“旋转门”制度严重不畅、智库参与决策机制缺失，难以有效发挥智囊作用以及开放度不够等，都是不少学者的话题。

我这次是代表复旦中国研究院和春秋战略研究院幸临盛会，受此感染，也是坦率指出中国智库在理论创新、对外传播上的不足。实际上，今天贵为堂堂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讲的话整个世界听不懂、听不到的情况是极少了，更多的是不愿意听。这除了西方殘存的偏见和傲慢外，也和我们的理论创新、表达方式有关。

智库群体的强烈自醒和自我苛责无不令人肃然起敬，然而更令人动容的是，中国的智库人们就是在有着如此之多困难的条件下，经过多年的不懈共同努力，实现了中国智库在全球的崛起，为国家话语权的初步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背后就是今天中国智库群体面对时代挑战和压力下的自觉、责任与担当。他们既被时代推动也在推动时代。这一点，在此次论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中国智库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些成功的经验值得总结。以人大重阳为例，它成立于2013年，距今不过四年。而它成立仅仅一年之后即2014年就入围由美国宾州大学推出的、国际公认度最高的《全球智库报告2014》的“全球顶级智库150强”，是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并行入围的七家中国智库之一。过去的2016年，人大重阳更是进入井喷期：公开发表论文1800篇（国外主流期刊30多篇）、出版专著18本、4上央视《新闻联播》、5上《人民日报》——而且是整版篇幅、国内外举行21场国际研究会、与一百多家国际智库实质合作、唯一一家荣获“影响中国2016年度智库”称号。2016年5月，人大重阳的王文作为全国十位学者代表之一，参加了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

最令人难忘也最具震撼力的则是人大重阳是国内少数公开预测特朗普获胜的智库。可以想像，在公布这种正确的研究成果时需要多大的勇气。毕竟，当多数智库预测错的时候，即使人大重阳也跟着预测错了，对于一个智库中的后来者，并不算什么事。但假如多数智库都预测对了，而它预测错了，对于一个年轻的智库而言风险和代价是多么的高。

简短的回顾可以令人很容易理解何以一个中国智库的后来者能够成为首届智库高峰论坛的担纲者。

要理解人大重阳取得的成绩，有三个维度。一是它的成功再次验证了中国体制的调适和变革能力。这个体制既能产生人大重阳，也能给予它发展发挥的空间。重阳成立之初就是崭新的模式：企业与高校联手。成立之后也是尽显新型智库优势。比如2016年人大重阳四度访美，这为把准美国大选脉搏奠定了基础。当南海冲突升级时，人大重阳立即在美国举办南海问题研讨会。这种新型智库的机制是人大重阳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其实人大重阳模式的产生，其思路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一以贯之的。改革之初，并不针对传统的领域，而是放手发展其他经济，逐步形成竞争、替代。如果打造新型智库从传统的党政智库进行变革开始，则难度大、周期长，见效更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一个新智库直接采用新机制，则成效立竿见影。哪怕是失败了，也不会有什么后果。尽管如此，中国传统智库的改革仍然在持续推进。无论是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还是各高校的智库，都在以改革迎接新时代的来临，以改革来承担国家发展的需要和重任。

中国的制度优势并不仅仅体现在人大重阳的成功，这次大会也同样是这种制度优势的结果。这种能够把党政智库、高校智库、民间智库、媒体界、企业界、官员集合在一起共同来一场烧脑风暴，恐怕也就只有中国才能办的到。在美国，不同立场、属性也不同的智库要想一起组织类似的智库高端峰会是完全不可能的。在大会的开幕式上，国家发改委西部司巡视员欧晓理先生讲了这样一个例子：在2016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上，来自匈牙利的代表感叹道：我们中东欧的不同政党在国内都不可能坐到一起沟通，但中国共产党却做到了这一点。

第二个维度则是时代背景。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国内经济社会结构进一步发生深刻而复杂的整体性变迁，国家和社会对政府科学决策、高效决策以及决策正确度的要求越来越高。面对这种挑战，国际事务上需要出现“中国声音”，国内事务上则急需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建立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这个背景令对智库的需求侧大幅提升。智库不仅日益对外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成为内部解决问题必不可少的要件。

第三个维度自然是归功于得到各方大力支持的人大重阳团队。关于这个团队和它的支持者的故事已经太多了，我就不再赘言。此次论坛开幕式上，北大教授王缉思开口就赞许得到各方鼎力相助的人大重阳，在执行院长王文表率下的冲劲和干劲，就已经点明了他们成功的奥秘。

当然，中国人民大学是共产党在抗日烽火中创立的第一所大学，也是新中国创立的第一所正规大学。它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以及高度重视也同样是人大重阳成功的重要条件。人大重阳能够迅速打开局面，赢得各方支持，取得惊人的成就，是与人大这个平台与背景密不可分。

可以说适当的机制、时代的强烈需求、人大重阳团队对事业的投入、良好的平台形成了完美的组合，从而在短短四年内就创造了中国特色的智库成就。

事实上，类似的案例并非只有人大重阳，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以及来自民间的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都是如此。这些并非个案和例外，都是多方因素聚合的自然结果。

我经常往返于中国和法国，东方和西方。如果要问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中国有信心，西方则是悲观一片。平心而论，迅速前行的中国依然问题丛生。但其旺盛的生命力、不可遏制的进取精神和反思批判意识使得中国能够跨过一切险滩、克服所有难题。我在本次智库高峰论坛看到的一切都可用一个词来总结：信心。如果用温总理在西方经济危机时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比金子还宝贵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