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制造” 能否取代“中国制造”

　　印度正利用人口红利优势，设立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投资设厂，推动制造业发展，意图取代“中国制造”。但由於印度基础设施落後，缺乏中国政府强大的经济动员能力，“印度制造”短时间内难以赶超中国。　　

　　随着印度总理莫迪手中“印度制造”（Made in India）的大旗一挥，这个拥有12亿人口、经济增速列世界第一的南亚大国，开始朝着全球制造业与出口重镇的方向迈进。印度复制着中国的崛起之路并意图超越中国，野心勃勃。

　　与此同时，经历改革开放後30余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外资的优惠政策也在收窄，敏感的资本家们察觉到了市场上的风吹草动，急流勇退撤离中国。跨国企业外逃，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

　　2015年，印度以高达7.6%的GDP增速领跑全球。经济利益挂帅的企业总是敏锐捕捉到市场的风吹草动，印度的成长空间，让大量跨国资本嗅到了商机。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数据，2015年注入印度的外资总额高达630亿美元，中国则以566亿美元居於次位，印度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地。

　　根据Nikkei/Markit日前公布的10月制造业PMI指数，印度制造业PMI指数来到54.4，跃上22个月以来新高，表现居亚洲国家之冠。

　　“印度制造”战略初见成效

　　一片灰暗的市场图景之中，印度亮眼的经济数据、潜在的巨大机会引来了众多跨国企业的抢先布局。现任总理莫迪上台後两年时间里大力推进的“印度制造”战略初见成效，目前跨国公司到印度投资设厂的风头正盛。去年7月，台企富士康便宣布进军印度，计划在2020年之前在印度建设10至12座工厂，未来5年投资额将达到50亿美元。包括三星、IBM、通用电气等公司在内的一大批国际先进企业以及国产大厂如华为、联想和金立等，目前也已在印度投产或有投资设厂计划。今年5月，苹果CEO库克访问印度，表示考虑未来将全部生产线搬至印度。

　　从全球产业分工变迁的角度来看，跨国公司会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最廉价的劳动力。改革开放後的中国，正是以其庞大人口基数带来的种种优势日渐将“世界工厂”的地位收入囊中。如今意欲重走中国崛起之路的印度，同样也正在利用本国人口红利优势，设立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前来投资设厂，追求下一波经济增长。

　　印度不仅以12亿人口数量位居世界第二，而且其劳动年龄人口将不断增长，约10年後将超过中国。目前印度人口年龄中位值是27岁，远低於中国的37岁。纵观历史，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GNP赶超欧洲国家，以及九十年代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都得益於年轻的人口结构。大规模的劳动力，较低的劳动力成本，都使印度作为制造业基地的前景难以撼动。

　　除此之外，1亿左右英语使用者加上2.5亿能进行简单英文对话的人口，印度长期以来具备的IT产业优势，加上莫迪将“印度制造”上升到国家战略并向外资释放善意，市场普遍期待印度接手成为“世界工厂”，各自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相比之下，中国的制造业优势正在逐渐减少：人口老龄化逐渐加重，劳动人口短缺，工资水平飙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整体生产成本持续走高。

　　印度所蕴藏的潜在巨大市场，也是跨国公司争抢的“大饼”。在印度，PC时代几乎被跳过，人们似乎直接进入了使用手机上网、通讯的时代。目前印度是智能手机市场成长最快的国家，去年年末印度智能手机用户已经达到了3.5亿，2020年这一数字可能达到7.02亿。苹果在中国区的销售状况开始陷入停滞，寻找下一个消费市场变得迫在眉睫，此时印度成为其力挽狂澜的法宝。同样瞄准印度手机市场的，还有华为、OPPO、金立等等中国企业。

　　在“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下，跨国企业找寻低成本生产基地是本能。然而，正如苹果代工厂的全面外迁，对於中国的代工厂经济将会是巨大冲击，“印度制造”的崛起，会否威胁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

　　印度可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追赶者，但目前为止，中国经济仍然有印度不可比拟的优势。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经济学博士、西来大学教授陈岳云指出，由於印度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後，并且缺乏类似中国政府的强大经济动员能力，因此即使印度制造业会有快速发展，但并不会赶超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国家内部的政治、社会、宗教、种族问题，以及较大的贫富差距，国民较低的识字率都成为印度制造业发展的阻碍因素。”陈岳云补充道。

　　台湾前经济部长尹启铭接受访问时曾指出，印度GDP占中国大陆的五分之一，假设经济增长率相同，印度的增量也只是中国大陆的五分之一。从市场规模到商业机会，中国都比印度要大得多。此外，企业投资也需要考虑到道路交通、电力供应等基础设施，包括稳定的政局、人口受教育程度等因素，这些也是印度在短时期内难以赶超的。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印度全国范围内没有统一的语言和文字。国土被划分为28个邦、6个联合属地以及国家首都新德里，每个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拥有自己规定的官方语言文字。真正熟练使用英语的人不到总人口的10%，作为第一官方语言的印地语，也有一半以上的人不会说。这种行政与文化上的割裂，使得跨国企业在印度的大举扩张受到极大限制。印度土地私有化的制度，让如今的工业徵地也无法重复当年中国地方政府大批供给土地给工业项目的状况。

　　对於甚嚣尘上的“印度制造将取代中国制造”等言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玉柱认为，“取代”之类的用词并不准确，由於发展水平的差异，即便未来印度制造业发展达到一定层级，其与中国制造的竞争仍然是结构性错位的。相对於“中国制造”，“印度制造”仍显弱小。

　　根据美国波士顿顾问公司（BCG）今年发表的《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报告，若以全球出口总额排名前25的经济体作比较，并以美国的制造成本为基准指数100，中国的制造成本指数高达96。两者的差距已大幅缩小。该报告认为中国制造成本大幅提高，主要是受到薪资大幅提高、十年间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以及工业能源成本走高这三个因素的影响。

　　“中国制造”的挑战来自自身

　　陈岳云认为，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挑战其实来自於自身，即使没有印度，制造业也会从中国前往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方面，中国要控制成本的大幅增长，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低生产成本、劳动密集型、污染型的制造业更新换代；另一方面，中国广大中西部地区还有待开发，要推动制造业从沿海地区往这些区域迁移，获得更低的生产成本从而提高竞争优势。

　　印度经济巨大的上升空间以及快速的增长水平让投资者极为乐观，但印度制造业能否取代中国，这一场“龙象之争”花落谁家，恐怕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随着特朗普上台後表示将废除TPP，推行减税改革引导美国跨国公司重返本土，“印度制造”战略也就增添了更多的变量。（文/王亚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