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不远了

 

　　有位朋友和基金经理最近写道，乔治·索罗斯所嗜好的一鸣惊人的成功投资之秘诀在于，他愿意继续持有“大仓位(big positions)。”

　　在他最新的书中，索罗斯先生警告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不远了——真正是一个大仓位，对于其他人的亿万美元以及他自己的少量美元来说，他试图预测可能会发生些什么。

　　正如评论家们欣喜地指出，到目前为止，金融市场对他残忍的预测提不起什么兴致。事实上，上一个秋天，亚洲风暴最糟糕的态势似乎快要过去的时候，这手稿上的墨水是干的。公平地讲，我们能现实地指望从一位68岁的匈牙利移民自鸣得意的先见之明的见解和赚钱记录中，估计一个漫长的繁荣/萧条周期的精确顶部或底部几乎是不可能之事。“萧条通常都是压缩的，”索罗斯先生写道，“(但是)这种情况持续相当长久，且发生在不同时代以及系统各式各样的部分中……萧条之漫长充分表明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复杂性。”

　　只有最洋洋得意的旁观者会认为市场已经把这场厄运称为商贩的虚张声势。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濒危的开放社会》(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 Open Society Endangered)原本打算漫谈索罗斯哲学及位列其核心的一些晦涩难解的概念。索罗斯先生声称，他六个月前曾意识到全球系统的那些缺陷，1997年7月泰铢的崩盘暴露了它们，除此以外，这一事件，以及(尤其是)一年后俄罗斯金融的彻底垮台，给他的巨著提供了一种关注时下的紧迫。用他所相信的一个框架来武装起来，以解释他周围的戏剧性事件，他联络他的出版商，草草写下，然后匆忙付梓。

　　时间，当然，是一切——在图书出版以及股票市场中。尽管这本书的“市盈增长比率/遁辞(peg)”是引人注目的，匆忙之中抓住了更广泛的受众，索罗斯先生满足于一个带有许多重复段落的有缺陷的手稿、前几章中一种相当冗长的抽象风格以及间或使范例分析适应他早先所提出的理论的一种自觉努力。

　　索罗斯先生以一种复杂和具有挑战性的角色现身本书，然而不是因为他的远近闻名的/声名狼藉的(notorious)投机或慈善行为。这样的组合，毕竟是比较常见的。不，使索罗斯先生引人注目的是，与过去20年间大多数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不同，他不再迷恋于市集/市场(marketplace)的魔力。

　　本书的主要论题，事实上，那就是像纳粹德国和苏联一样的那些极权主义政体(totalitarian regimes)对哲学家卡尔·波普尔1944年拥护的开放社会构成了主要威胁，因此，全球资本主义是当今公民社会(他称之为一种自由、多元的民主政治)的最大挑战。

　　对于索罗斯先生来说，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有两大原始缺陷。第一，是金融市场的内在波动性，这一缺陷被那些他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market fundamentalists)的人们所忽略，他们相信市场像钟摆一样摇摆。这种“均衡/均势”(equilibrium)理论基于一种与自然科学错误的类比，在那些自然科学中，物理对象独立于任何人的思考，自行活动，进而，“科学的方法”可以因此而被应用。

　　金融市场(Financial markets)，相比之下，试图预测一个未来，这取决于人们在当前的决定。它们正在积极地创造它们反过来反映的现实，而不仅仅是被动地反映现实(Instead of just passively reflecting reality, they are actively creating the reality that they, in turn,reflect)。当前的决定与未来的事件之间有一种双向的联系——索罗斯称它为自反性(reflexivity)——这就导致了反复无常的市场行为，在国与国之间摇摆，以击倒那些相对的弱国而告终。他说，相较于温和的钟摆，这是一个更具有破坏性的球。

　　(索罗斯先生去年8月写信给《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呼吁对卢布贬值进行控制——从而引发了它应该避免的危机——可以说，是一个关于自反性的经典例证。)

　　甚至不只是市场紊乱，索罗斯先生谴责“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方法已经侵入到远在商业和经济以外的各个领域，社会活动和人际交往的方式被越来越多地视为相互作用的、基于契约的关系，用一个单一的共同特性来衡量：钱。

　　从历史上看，民主政治对资本主义体系来说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平衡物，l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时代，索罗斯先生相信，没有单个的国家能够抵抗它的威力。集体决策机构要么不存在，要么不能有效地干预(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institutions either do not exist or are not able to effectively intervene)。虽然值得庆幸的是，观念上的全球资本主义(ideological global capitalism)已经扫除了腐败国家，但是索罗斯先生担心的是在它暗中削弱具有改革想法的政府(reform-minded governments)乃至毁灭自己之前将要有多久。

　　在这种瓦格纳式的背景衬托(Wagnerian backdrop)与近来发生事件的更详细的记述之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逐渐改变了方向。索罗斯先生持有这样的信念，去年发生的事件是基于银行系统中各种缺陷的组合的“虚假底部”，表现为俄罗斯的彻底垮掉;“外围”国家(尤其是马来西亚)的行动似乎是选择退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七国集团(“中心”)对这场危机的不足反应。索罗斯先生批评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了有利于贷方以牺牲国家为代价，以及它阻止危机之无能(不是简单地回应)。然而，绝非呼吁废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索罗斯先生想要一个更强大的国际监管框架及相关机构，它们能够像它们在它们的国内市场一样采取行动。

　　索罗斯先生提供的处方不像他分析的那样有说服力，但很难没有顾虑感地去读这本书。也有人佩服他作为市场的参与者，严格地分离其道德立场的能力——“我不需要担心我行为的后果”——与之相随的是他作为人类的一员的明显的担忧。我们其余的人可能没那么容易发现这种区别，但它至少与他所信奉的哲学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