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金融化推动经济增长的时代行将结束

　　危机总能带来机遇。而此时此刻，我们所经历的资本主义危机不同于至少过去40年里的任何一场危机。这样讲的依据无处不在——体现在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中，体现在企业与工人的财富分配中，体现在各国政府注入空前规模的货币刺激措施（自2008年以来已达29万亿美元）之后依然疲软的经济增长中。金融危机和大衰退爆发8年后，美国、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仍在经历我们记忆中最持久、最缓慢的经济复苏过程。

　　这无疑直接改变了政治气候，创造出一种“局内人对局外人”的模式。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与伯尼·桑德斯其实代表了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在英国，杰里米·科尔宾同样代表了对当权派的强烈回应。政治和经济现状所面临的挑战不会很快消失。美国哈佛大学近期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千禧一代”中只有19%的人称自己是资本主义者，只有30%的受访者大体支持现体制。或许更令人震惊的是，30岁以上受访组的数据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只有一半美国人信任美国今天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一个宣扬“贪婪是好事”的国家而言，这样的调查结果实在非同寻常。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不应该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正如我在我的新书《制造者与获得者：金融的崛起与美国企业的衰落》中探讨过的那样，亚当·斯密所构想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崩溃了——有太多学术研究显示，市场不再发挥支撑经济的作用。建立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制度是为了通过金融系统把劳动者的储蓄汇集到新企业手中。但现如今，只有15%的金融机构资产用于这一目的——其余资本都处在封闭的交易投机循环当中。

　　结果就是经济增速远远低于正常水平。不仅美国是这个样子，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乃至许多新兴经济体也未能幸免。美国、欧洲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状（民粹盛行、态度愤怒、观点分化）同样反映了这一事实。

　　金融化制造虚假繁荣

　　不过，经济两极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狂躁化趋势已经发展得太过极端，使我们现在走到了一个转折点。于是，我们得到了又一个罕见的可以改变经济模式的机会——要改写资本主义规则，创造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速。

　　不过，在拿出行动之前，我们必须首先了解目前的处境以及这一处境的由来。我们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有一个名称：经济金融化。这个术语概括了华尔街及其思维方式渐渐主宰美国的趋势。被渗透的不只是华尔街，还包括所有美国公司。金融化的内涵极其丰富，包括国民经济中不断膨胀的金融资本和金融活动的规模、靠债务维持的生产性贷款投机行为的增多、股东价值在公司治理模式中的主导地位、公私部门不断涌现的冒险思想和自私心理，以及金融家和靠金融家发财的公司高管所掌握的越来越大的政治权力。所有这些情况制造出繁荣的假象，而支撑繁荣的是创出新高的市场价格，而非实体经济的真实增长。

　　这种变化甚至影响到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与他人相处的方式。我们会谈论人力“资本”或者社会“资本”，我们把一切事物都进行了证券化，无论是教育、重要的基础设施还是刑期。这是我们这个新兴的“投资组合社会”的一个标志。

　　虽然单从规模来看，美国金融部门远比其他国家庞大，但考虑到伦敦金融城在英国经济中的巨大作用，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英国的金融化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因此，当你发现大部分围绕这一问题的最前沿观点都出自英国人之口时，恐怕就不会感到意外了。前英国金融管理局主席阿代尔·特纳勋爵在他的新书《债务还是恶魔》中详细解释了这一现象。他写道：“国家不同，这种趋势也会略有差异，但总的方向很明确：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尤其在美国和英国，资本市场与银行业在资助新投资方面的作用正在减弱。金融系统里的绝大部分资金被用于针对现有资产的借贷行为。”

　　简单讲，这段话的意思是金融不再资助那些能够创造就业、提高工资的新创意和新项目，而是把注意力转向对现有资产（比如房屋、股票和债券）的证券化，想着把这些资产转变成可供交易的产品。这种产品可以被拼凑和拆分、可以被尽可能频繁地转手——直到泡沫破灭为止，就像2008年那样。在美国，金融部门规模比上世纪70年代扩大一倍，占目前经济总量的7%，占所有公司利润总额的四分之一。然而，金融部门仅仅创造了就业岗位总数的4%。你在英国也能找到类似的数据。

　　政府推动经济金融化

　　这个曾几何时只是为企业提供便利的部门如何获得了操控企业的能力？银行家常常沦为谴责的目标，但推动金融化趋势的其实是决策者，是他们从战后经济增长开始放缓的上世纪70年代起作出的各种决策。在美国，吉米·卡特政府得到左右翼政治利益联盟的支持，放开对利率的管制，使各种金融“创新产品”成为可能。2008年引爆世界经济的那些拼凑拆分出的证券产品就属于此类。

　　里根时代的改革允许银行和公司扩大规模，加深金融化程度。比尔·克林顿时代放松规制的措施更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丈夫采取过的放任主义经济政策所产生的遗留效应成为希拉里·克林顿没有获得更多政治吸引力的原因之一。金融化最恶劣的一个影响是导致所有行业的企业都开始模仿金融部门。这没什么奇怪的——金融部门的利润率往往远高于其他行业，而崇尚市场的观念促使我们将金融业热捧为服务业经济的代表。我们以为服务业经济是我们在经历较低层次的农业经济和制造业经济后迎来的最高层次的经济形式。

　　现在，美国企业从金融活动中获取的收益达到上世纪80年代的五倍。大型科技企业像银行那样认购新发公司债券。能源和运输企业的传统对冲手段被逐利的石油期货投机活动取代，即使这一转变加大了价格波动，进而削弱了这些企业的核心业务。现在这些机构的金融交易已经远远超过实体投资的价值，这显然是经济金融化的表现。

　　“金融中心论”须被摒弃

　　那么，我们应该走向何方？我们应该如何遏制40年来的金融化趋势，如何遏制金融化对企业和社会的扭曲影响？有些人，比如英国经济记者保罗·梅森持相对乐观的态度。他在新书《后资本主义》中写道，我们正处于金融化进程的转折点。金融化促使资本主义疯狂生长，超出了正常的用途。他认为在以技术为推动力的“共享经济”环境下，信息交流更加自由，资本重要性有所降低，因此“共享经济”将使劳动者以新的更强大的方式与金融资本家作斗争。

　　我本人没有这么乐观。我在采访中发现，居于技术革命核心的美国硅谷大鳄们同样贪婪，恐怕比许多金融家还要自私。优步公司打算尽可能外包、削减、遣散老员工。苹果公司曾是世界上最受钦佩的企业之一，现在成了金融化程度最高的企业之一——短短几年来，苹果已经发行上百亿美元债券，并承诺将使债务规模达到接近其海外银行账户余额的水平，这样就能避免增加在美国的税款，同时花钱回购苹果股票，强行抬高已然疲软的股价。我认为，目前这种运转不良的经济模式不会自然而然发生转变，而需要由我们来推动多方面的转变，包括实践层面和观念层面的转变。税制上首先就有一些改革很容易办到，目标是激励储蓄和投资，而不是刺激债务——因为债务正是金融的命脉。

　　我们应当改革商业教育，更看重实业而非金融。我们应当反思我们在为谁经营公司——除了股东，还包括劳动者、消费者和公民社会。此外，我们显然应当改革金融系统，降低杠杆，充实资本，摒弃金融行业的“专家”文化。

　　重要的是，我们应当邀请更广泛的人群参与金融系统应该如何运作、为谁运作的大讨论——远远超出金融家、政治家和管理者所在的一小撮范围，因为这些人往往毫无例外地相信“金融中心论”。

　　最后，恐怕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应当重新审视金融系统及其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正如2008年危机及其持久的影响力所昭示的那样，靠金融化推动经济增长的时代行将结束。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模式，要能为多数人而非少数人带来财富，要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我们需要结构公平的市场，需要提供平等的入市机会，就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描述的那样。我们需要一个不为金融利益所掌控的经济管理体制。而且，我们需要一个能够支撑经济、而非干扰经济的金融部门。

　　即使不了解华尔街的详细情况，我们所有人也会从直觉上发现目前的金融系统已经失效了。百分之一的人口怎么会占据全球大部分财富，一个仅仅提供4%就业岗位的行业怎么会占据近25%的美国公司利润？如果我们不努力思考应该如何改变现状，今后四年的政治生态会比我们迄今目睹过的更加恶劣。　　（本文作者 拉娜·福鲁哈尔系美国《时代》周刊经济专栏作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全球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