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泡沫：日本自我引爆 中国断臂求生

　　5月10日，中国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中国4 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2.3%。其中，食品价格上涨7.4%，非食品价格上涨1.1%;消费品价格上涨2.5%，服务价格上涨 2.0%。蔬菜和畜肉类价格，录得最大涨幅。其中，蔬菜价格上涨22.6%，畜肉类价格上涨20.1%。

　　除天气因素外，人力成本上涨、流通环节成本上升、投机资本炒作，构成此轮物价上涨最主要的因素。今年一季度，中国新增信贷4,61万亿(1人民币折合约0.1534美元)，创单季历史新高。远超经济增长潜力的货币投放量，最终将以不同方式反映到物价上。毕竟，通货膨胀永远是货币现象。

　　今年一季度，中国GDP增长6.7%，这被众多业内权威视为“企稳”的信号。然而，5月9日，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一位“神秘权威人士”的解读，为盲目的乐观派浇了一盆冷水。对方认为，中国经济运行的固有矛盾没有缓解，一些新问题超出预期，中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走势。

　　“投资扩张只能适度，不能过度。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控制不好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负增长。一些国家曾长期实施刺激政策，积累了很大泡沫，结果在政策选择上，要么维持银根宽松任由物价上涨，要么收紧银根使泡沫破灭，那才是真正两难，左右不是。”

　　神秘权威的一番观点，被市场各方解读为重大信号，意味着中国经济将从稳增长下强力刺激，朝调结构促改革方向回归。政府或将缩紧货币闸门，重新要求去杠杆，淘汰产能过剩、消灭僵尸企业情形不可避免。有分析认为，中国政府往下更多强调的是改革，而非增长。

　　无疑，任何一轮改革，均不可避免会触动一部分群体利益。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中国工人群体，为国企改革做出重大牺牲，那么现阶段，倘若决策层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将进一步涉及到核心利益环节，这必然是充满激烈博弈的过程，关键在于决策层如何取舍。这正如“权威人士“所言那样，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

　　事实上，任何国家经济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均要面临重重险阻和困境，关键在于政府和社会怎样应对。上世纪70年代，由于货币长期超发，配合工会垄断、政府庞大财政支出，以及高油价影响，美国经济深陷滞涨泥沼。在高通胀与高失业冲击下，大多美国民众对本国社会经济失去信心。里根政府上台后，一方面顺应美联储紧缩货币政策，以近乎残酷的举措抑制通胀，另一方面采取大规模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拓展企业利润空间。

　　此举虽受到工会和民主党派强烈反对，但企业信心逐渐得以恢复。从1982年12月起，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衰退，经济复苏势头比战后历次复苏都强劲有力。至1988年5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成为战后和平时期经济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毕竟，货币可以超发，资源则无法再生。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促进企业良性竞争的前提。当企业染上廉价货币依赖症时，必然扼杀内在创新精神，长此以往，社会经济必然走向停滞。当时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通过紧缩政策牺牲社会短期利益，让社会摆脱通胀同时，重新激发企业创造精神，为经济长期发展注入活力，可谓功不可没。

　　日本情况同样如此，当前，很多人将日本衰退和广场协议联系起来。的确，当前日元升值，尤其日本央行货币宽松，是促成资产泡沫的重要因素。在后来日本政府却选择大幅提高利率，主动刺破楼市泡沫，这在一般人看来无疑是“愚蠢”的选择，但恰恰透射出日本政府的“理性”。

　　毕竟，如果继续放任泡沫丛生，将会让越来越多企业和银行，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当所有企业共同沉迷于投资产投机时，无疑将成为日本的噩梦，彻底走向沉沦不可避免。目前来看，日本当年主动“断臂”，虽让社会付出惨痛代价，但保住了经济长足发展的内核。

　　中国目前经济情形，比日本当年更加严峻。日本经济在衰退之前，已经步入富裕国家行列。中国虽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收入层面，并不能和其同日而语。并且，日本当年强大制造业，一度将美国企业逼入墙角。而现阶段，无论从品牌影响力，还是产品核心竞争力上，中国与日本企业之间，仍存在很大差距。(世界100家大创新企业中，日本企业有28家，日本汽车、电子产品机器人、数控机床等仍占据全球相当的市场份额。)

　　更重要的是，目前中国资产泡沫，和僵尸企业规模，比日本当年更为严重。如果维持现状，则需要央行源源不断放水，这不仅导致社会负债率高企，而且对人民币长期汇率构成不利影响。通货膨胀、资本外流、人民币汇率，债务杠杆，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粗放型发展模式的魔咒。稍有不慎，“权威人士”所预警的金融系统性危机就会发生。

　　因此，被迫紧缩货币，并且针对僵尸企业和过剩产能“痛下杀手”，将成为中国政府接下来必须直面的问题。这需要决策层拿出远超当年朱镕基的魄力和勇气，才能逐渐化解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