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价暴跌 印度要和中国争最大赢家

　　国际油价自11月28日OPEC决定不减产之后持续下跌。截止12月13日，美国明年1月交期西德克萨斯州轻质原油期货(WTI)报每桶58.63美元，而1月交期布伦特原油(Brent)报每桶62.49美元。与今年6月份每桶超过110美元的巅峰相比，如今油价下跌已然超过40%，国际石油市场全面进入“50时代”已成定局。

　　根据Bloomberg的数据，2012年12月13日WTI和Brent期货价格继续下跌。WTI甚至跌破60美元，进入国际油价“50时代”。

　　对于石油消费大国来说，油价暴跌好比天降馅饼，中国这次获利丰厚，印度也赚得盆满钵满。然而，对中国来说，油价意外暴跌带来的是经济馅饼：补足石油储备、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推动经济改革等等；但是对印度来说，油价暴跌不仅惠及经济，还帮助印度政治化腐朽为神奇，成功化解莫迪执政以来的种种困局：除了陷入泥沼二十多年的补贴改革重新启动以外，令历届印度政府头疼不已的经常性账户赤字（current account deficit）也显露转机，困扰民生的通货膨胀难题得到缓解。在没有动用政治资本的情况下，莫迪居然化解了常年困扰印度的诸多难题，更推进了他雄心勃勃的选前承诺。这似乎证明运气是“实力”的一部分，在印度犹是如此。

　　2013年财年，印度取代了日本成为世界第3大石油进口国，年净进口额高达1200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这使印度继韩国之后成为世界上石油进口占GDP比重第二高的国家。

　　2013财年，印度净进口石油占其GDP的6%，排名世界第二，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这比重是3%。

　　印度本国石油产量极低，75%的石油消费量需要进口，对外依存度极高。一方面用量巨大，另一方面占比极高，这就使得印度国内政经局势极易受到国际油价波动的影响。

　　上世纪70年代，连番而至的石油危机震撼世界，国际油价如火箭般飞涨，面对日趋动荡的国内局势，时任印度总理的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居然一夜之间将大量印度能源企业收归国有，用行政命令削平油价，以此应付社会动荡。

　　到90年代初，海湾战争再次使世界陷入石油危机，冲天油价使进口成本飞升，印度进口额远大于出口，导致其外汇储备仅够用几天，最终陷入国际收支危机。当时的印度政府只能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求借款度日，这才跌跌撞撞走上改革之路。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管窥，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可以对印度国内局势产生全方位影响，既然如此，那这次油价暴跌会怎样？

　　半年前莫迪还只是总理候选人，当时他严厉指责国大党领导下的联合进步联盟（UPA）政府改革腐败无能，“经济发展陷入80年代以来最长的下行周期”。在雄心勃勃的竞选宣言中，莫迪针对UPA的弊政提出：1）削减补贴，限制财政赤字规模，以进行重点项目投资；2）限制通货膨胀，以稳定物价，保障民生；3）发展出口，管控进口，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稳定货币购买力。

　　然而，在野时信誓旦旦的莫迪在当选之后却显得缺乏干劲：例如在莫迪当选2个月以后的第一份预算报告中，此前被他口诛笔伐的补贴问题居然毫无涉及。其实，不是莫迪存心食言，而是印度这盘棋实在不好下。化解这一困局的灵丹妙药恰恰是暴跌的国际油价，可以说油价下跌像一杆鸡毛掸子，干净利落地在印度的政治经济蜘蛛网中扫出一片清白。

　　首先，油价暴跌以及接踵而来的大宗商品价格下滑使令印度的通货膨胀问题大为缓解。印度近年来经受平均10%的高通胀率，而经济增长虽然不低，但在高涨的通胀面前却显得后劲不足，导致居民收入增长不及商品价格增长。印度老百姓的生活严重受此影响，因此通货膨胀问题就成了莫迪在野时攻击前任政府的大杀器。

　　印度出现了通货膨胀高于经济增长的情况，体现在生活中就是物价高涨，但是消费能力却没有提高，这样一来印度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事实上就下降了。造成印度通货膨胀的因素主要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提高和国内粮食价格上涨，对此印度政府屡次加息，希望减少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以稳定物价。然而，应对通货膨胀的政治努力往往效果极差，因为印度缺乏经济增长以及新增税源，财政赤字严重。而中央政府为了弥补巨额赤字常常诉诸于超发货币，这又反过来造成了新的通货膨胀。这就是印度历届政府面对通货膨胀问题大多只能原地打转的原因。

　　时至今日，由于国际油价暴跌，印度政府没有消耗行政资源和政治治本的情况下就成功“应对”了如火箭般上升的通货膨胀。根据印度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India，RBI）提供的数据，国际油价每下跌10%，印度国内以消费价格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率就会直接下降0.7个百分点；而因为物流成本减少，通货膨胀率在直接下降0.7%的基础上，还会进一步间接降低0.8%。如下图示，在最近公布的报告中，印度的通货膨胀跌到新低，11月份达到4.38%，是五年通货膨胀的最低值。莫迪几乎毫不费力的就达成了前几届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标，落实了他稳定物价的竞选承诺，油价在印度威力可见一斑。然而，这还仅仅只是油价政治红利的一角。

　　根据印度官方数据，今年印度通货膨胀率稳步下降，而且在6月份油价下滑以后明显增速，进入后半年更是屡创新低。

　　其次，暴跌的油价使得莫迪政府得以推动财政改革，缩小财政赤字的缺口，优化政府支出。在民主的印度，政党为了争夺选票往往会诉诸于民粹主义——在竞选时承诺实施各式各样的“民生”项目，比如把肥料、粮食、燃料的价格用行政命令加以约束，使之远低于市场价格，再用财政补进行补贴。财政资金有限，而人的欲望无限，在一次次选举过后，印度财政补贴开销激增：2004年燃料、粮食、肥料的补贴占印度财政预算的9%，10年之后的今天这一比例已经激增到16%，总额高达424亿美元。而石油一项就占到印度财政补贴总额的四分之一，高达100亿美元。上一财年印度财政赤字率（即赤字占GDP的比重）达4.5%，超过3%的国际警戒线，因此今年莫迪目标将赤字率降到4.1%，然而这绝非易事。尽管印度财政负担极其沉重，削减赤字任务艰巨，但面对各种补贴莫迪还是无从下手，因为贸然削减补贴无异于政治自杀，毕竟补贴政策事关多方利益。

　　许多印度人早已对燃料补贴制度心怀不满，因为大部分老百姓并不开车，直接受油价影响只是一小部分人，但财政补贴却摊派到社会全员，这无异于劫贫济富。有鉴于此，印度各届政府早在20年前就已经开始酝酿燃料补贴改革。莫迪也在竞选时明确把“合理化财政支出”作为竞选承诺，力求使印度的财政的资金“花在刀刃上”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而不是低效的补贴。但是莫迪想履行竞选承诺并不容易：石油作为经济的基础性资源具有极强带动效应，而彼时印度又深受通货膨胀困扰，如果削减补贴，油价回归市场，那么本已高企的物价水平将会雪上加霜。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两者缠绕在一起，恶性循环，令莫迪改革举步维艰。

　　油价暴跌对莫迪来说简直是天赐之福。国际油价从6月已然暴跌40%，而根据摩根·斯坦利的报告，国际油价每下跌10美元，印度政府就可以少支出65亿美元补贴，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要一小部分开支就能维持目标油价。更重要的是，随着油价下跌，削减补贴造成的阵痛将会被降到最低——当额定油价和市场油价日渐趋同，补贴就变得可有可无；当市场油价低于额定油价时，价格控制反而会成为众矢之的。因此，国际油价就给莫迪重启补贴改革带来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在油价暴跌时，把短期的价格波动红利转变为废除补贴的长期政策红利。在一番激烈的讨论之后，莫迪终于在10月底彻底放开了柴油价格控制，走出印度财政改革的关键一步。

　　说莫迪能成为印度邓小平可能言过其实，但说他是印度朱镕基就八九不离十。莫迪在放开价格之后，为印度油企盈利扫清了道路——油企今后定价不再受政府限制，可以依照市场价格以营利为目的定价。这样一来，原本缺乏活力的国营油企瞬间就获得了极高的赢利能力。因此莫迪还酝酿了打包出售国营油企的计划，打算通过出售有赢利能力的国企股份填补财政赤字缺口，为其雄心勃勃的基建计划打下财政基础。总而言之，暴跌的油价使莫迪能够将削减补贴带来的社会阵痛降到最低，付出较小代价就达成了历届政府压缩赤字的目标。

　　第三，油价下跌使印度的国际收支情况大为好转，部分缓解了高额经常帐赤字（CAD）和贸易逆差的问题。印度缺乏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又缺少自然资源，但却是人口大国，资源消费需求旺盛，因此印度的国际支出超过收入，经常性账户常年处于逆差状态。经常项目赤字，而其他帐户没有盈余，印度卢比由于市场信心不足就容易对外贬值。对于工业国来说，货币贬值有利于出口产品争取国际市场，而印度制造业不发达，卢比贬值购买力下降没能增加多少工业竞争力，反而让印度的进口吃紧，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发展。因此莫迪竞选承诺之一就是平衡印度的国际收支，将逆差逐步缩小，减轻印度卢比贬值的压力。

　　想要平衡国际收支就要增加出口，减少进口，增加资本流入，减少资本流出。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而印度经济预期也不明朗，因此国际资本加速流出印度。在这种情况下，指望印度一夜之间做强制造业，增加出口也不现实，因此在限制进口就成了历届政府的无奈政策选择。然而，限制进口的代价就是印度民众不得不去购买较贵的国内代替品，事实上降低了国民的生活水平。和印度的通货膨胀问题、财政赤字问题一样，贸易赤字问题也是盘根错节，限制进口不行，放任进也不行，对此历届政府常常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油价下跌好比天降甘霖。印度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75%，石油进口高达1200亿美元，一直是其进口贸易的大头，因此油价下跌，印度的贸易赤字情况无疑就得到了极大缓解。在九月份的一份报告中，摩根·斯坦利就曾指出国际油价每下跌10%，印度的经常性账户赤字就会下降0.6%。而从6月份到现在油价已经腰斩跳水40%多。低油价对印度收支平衡的意义不言而喻：在需求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便宜的油价意味着印度石油的开支会大幅下降。至此，莫迪既没有搞令国内消费者痛苦的进口管制，也没有搞让商界诟病的跨境资本流动管制，什么都不做就大大缓解了贸易赤字的压力。

　　诚然，印度政治经济难题已是积弊多年。经济方面，高通货膨胀、高财政赤字、高经常性账户赤字常常相互纠缠，彼此内化，可以说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政治方面，印度的民主制度使执政者对于选票和民意过于敏感，坚守“政治正确”，因此难以破釜沉舟，遑论通过牺牲短期、局部利益赢得长期、全局性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常常陷入一种“恶性平衡”的状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往往会严重加剧其他问题，所以执政者常常宁愿无动于衷，也不冒险解决任何问题。这也是莫迪在选举时提出野心勃勃的改革计划，而在当选后又高开低走、回避改革的原因所在。印度改革者们单靠内部因素自我纠正难以突破“恶性平衡”的状态，他们往往需要外部因素（例如一次幸运的油价暴跌）以撬动改革的大门。从这一点上看，莫迪无疑受到了“运气”的眷顾。作为一个改革者，莫迪凭借“运气”撬动了势在必行的改革；而作为一个国家，印度何时才能凭借“运气”摆脱这种“运气驱动改革”的状态呢？毕竟，“运气”之所以在这里被称为“运气”是因为它的到来不以执政者的意志为转移——油价不会一直暴跌，正如印度洋季风也曾暴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