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正在“自取灭亡”(组图)

万维读者网记者上官天乙综合报道：英国经济周刊《经济学家》在其编辑总结的《2050年的世界》一书中预测，日本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率将从2010年的5.8%下降到2050年的1.9%。日本的人均GDP可能会降至韩国的一半。

《朝鲜日报》驻东京特派记者车学峰的评论文章《“日本的自杀”》指出，这一日本没落论的依据不是技术竞争力或劳动欲望下降，而是日本人口将从2011年的1.27多亿减少到2050年的9700多万，老龄化比率将从23%上升到40%，平均年龄提高到52.3岁。因此，工作的年轻人剧减、需要帮助的退休人员激增的老人大国化现象将导致日本没落。20年经济低迷、财政赤字激增的主要原因也是日本未能处理好老龄化问题。

文章说主张日本将因缺乏政治领导力而自取灭亡的论文《日本的自杀》最近在日本成为热门话题。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的这篇论文因准确预测了当前状况而再次受到关注。日本即将于本月16日举行议会选举，但候选人并未就人口减少等危机状况的本质进行争论。政治领导人高唿的那些口号只会让人感觉时光倒退到了19世纪。有望成为下届首相的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和崛起为第三势力的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大坂市长桥下彻都在强调修改宪法、拥有军队和加强爱国教育等。

然而一国的富强只靠煽动性口号不能得以实现。即使建立军队也没有入伍服役的年轻人，即使修建工厂也找不到工人，这就是日本未来面临的状况。安倍晋三宣称今后10年内要在高速公路等土木工程方面投资200万亿日元，以建设“强大国土”。但到那个时候人口已经大幅减少，恐怕只剩下熊和松鼠在公路上跑来跑去。而安倍晋三根本没有考虑这个现实。

日本为防止人口减少推行了鼓励生育等各种政策，但全部以失败告终。要想解决人口减少问题，只能营造开放的社会氛围，与外国人共同生活，但日本的“外国人嫌恶症”和“排外主义”却越来越强烈。他们说中国人和韩国人夺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用犯罪行为玷污了“安全、安心”的日本社会。他们针对中国领事馆建设计划发起反对运动，害怕“小区会变成中国城，导致犯罪增加”。日本软银总裁孙正义向遭受飓风袭击的美国捐款50万美元，结果竟被部分日本网民称为“卖国贼”。

由此可见，因无法解决内部危机而企图在外部树立对立面，从而转移目光的无能政治领导人的煽动行为已经传染了普通市民。正如小说家村上春树所说，喝劣质酒（极端爱国主义）制造骚乱可以让人暂时忘记现实，但这并不能改变现实。政治领导人的煽动行为或许会使自己在选举时得到更多选票，但却葬送了国家的未来。

财新专栏作家梁建章注意到，2011年，日本电子巨头索尼亏损56亿美元，夏普亏损47亿美元，松下亏损96亿美元。而且在即将过去的2012年里，他们的巨亏势头仍在延续中。当年曾令中国人顶礼膜拜的这些日本企业，如今纷纷陷入历史性的低谷。

当然，无论在哪个国家，企业兴衰轮回本就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比如在美国，也有柯达之类的昔日王者走向落寞，但与此同时，却有更多新生力量向王座发起冲击。在全世界股票市值最高的四家企业中，微软、苹果和谷歌这三家都成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如果用人的年龄来衡量，那么微软和苹果正值三十几岁的壮年，谷歌更是一位只有十几岁的少年。他们所具有的活力，为美国经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相比之下，成立于上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夏普或者松下，正在或者即将成为“百年老店”，沉沉暮气非但拖累了企业自身的经营，也将日本经济拖入了泥沼。

梁建章在文章里自问自答：为何日本就诞生不了新一代企业巨头？答案或许很复杂，但有一点显然不容忽视，就是美日两国在人口结构上的差异。如果希望创建年轻而有活力的企业，首先必须要有年轻而有活力的创业者：比尔·盖茨20岁创办微软；乔布斯21岁创办苹果；安德森和佩奇在同为24岁的时候联合创办谷歌。

而在日本，哪里去找类似的年轻创业者呢？首先从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的数据来看，日本已经从二战刚结束时的4.0以上，下跌到如今的1.3左右，远远落后于美国目前2.1左右的水平。也就是说，随着新出生人口的不断减少，日本年轻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将不断下降，这一点已经成为相对于美国的巨大劣势。

生育率下降对于创业所形成的妨碍，不仅仅在于年轻人绝对数量的下降，更在于随着日本人口结构的老化，以及老年人构成选举投票主力的背景，导致各种社会资源和福利向老人倾斜。

文章作者梁建章于1999年与3位商业伙伴创建“携程旅行网”，2011年获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兼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

作者自称在日本出境时发现，填表格的地方配备有三副不同度数的老花眼镜，不禁感叹日本真的是一个老年人的天堂。日本老年人退休后能享受的福利令人羡慕，退休后还能拿到以前工资的7成，远高于刚刚就业的年轻人。政府的税收和企业论资排辈的制度，无形中把年轻人创造的经济成果转移支付给了老人。

在这种氛围中，日本年轻人很难获得出人头地的机会。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企业中还有32%的课长是35岁以下的，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只有16%的课长是35岁以下的。而在更高级别的部长位置上，七十年代还有25%的部门经理是45岁以下的，到了九十年代，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了不到8%。

据日本新闻网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今年1月30日发布的《将来人口推计报告》说，由于晚婚化和晚产化，日本女性的出生率将下降到2024年的1.33人。同时，非婚率也出现继续上升的趋势。调查显示，“60后”的一生非婚率为9.4%，到1995年后出生的“90后”，这一比例将上升为20%，也就是说，“90后”中，5人中将会有1人不婚不嫁。而且初婚年龄，也将从“60后”的25.7岁，提升到“90后”的28.2岁。

上述原因将导致日本人口呈现直线下降的趋势，50年后，全国总人口将比现在减少32%，仅为8674万人，减少4132万人。

“在未来几个月内日本必将爆发一场危机，做空日本正是时候。”东方财富网引述《金融时报》12月3日文章说，对冲基金将要做空日本。驻达拉斯的对冲基金经理凯尔·巴斯(KyleBass)上月在致投资者的信中表示，“多年来，日本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不断扩大，政府财政收入不断下滑，而无法克服的人口因素加剧了这些问题，并导致日本经常账户首次出现赤字。”

在巴斯眼中，投资日本国债犹如庞氏骗局，因为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只要落入骗局的受害者比走出的多，那么就可以针对未来许下离谱的诺言。而“敬请放心投资日本国债”无疑就是那个离谱的承诺。巴斯认为，日本将面临“最终清算”。

事实上，巴斯并不是第一个看空日本的基金经理，长期以来，对冲基金一直都偏好做空日本，哪怕多年来的做空行动已让他们损失惨重，比如绿光资本，但这些都不足以阻止新的对冲基金转投空头阵营。

“我们认为形势就要发生改变了，现在已经万事俱备”，英国奥德利资本(AudleyCapital)的克里斯托弗·里格(ChristopherRigg)说。里格目前掌管着一支专门做空日本的新基金 ，而他本人一直都在研究日本问题。

里格认为，在12月16日举行的日本大选中，安倍晋三很有可能当选日本下一届首相，而安倍以渴望推动经济增长着称，因此他希望日本央行 (BOJ)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如通过购买外国债券来实行量化宽松，而这种政策的调整，也有可能将日本的国债收益率推高至2%，足以令做空者大赚一笔。

与此同时，日本最大的银行三菱东京日联银行行长平野信行也表示，银行持有的大量日本国债(40万亿日元)已成为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但要减持日本国债非常困难，对此他本人无能为力。

日本银行业是日本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一旦类似于三菱东京日联这样的银行有任何大规模抛售行动，都可能导致市场发生剧烈震动。日本银行业持有国债的敞口风险，已经越来越让监管者和投资者不安。

IMF在十月发布的一份最新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警告说：“日本银行持有国债的风险在不断上升，由于银行业持有了太多的国债，政府将发现它很难采取行动支撑金融市场”。

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同其他经济体一样，日本政府的债务在最近几年稳步上升，国债与GDP之比已经达到250%，这一比例是美国或英国的两倍多。

不过从目前日本国债的收益率来看，似乎还没有破裂的迹象。截至昨日(12月3日)收盘，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0.7%，而过去10年的平均收益是1.34%。

和讯博客张庭宾文章说，时值2012年岁尾，美国“财政悬崖”问题一时成为焦点，殊不知，日本的财政悬崖危机要严重得多。

这不仅因为美国的国债与GDP之比约为100％，而日本已经高达230％，更重要的是，美国可以通过印钞票和使美元贬值来让全世界为其分担，而日本只能由自己的国民来承受。

目前，日本中央政府债务规模高居全球首位，也是发达国家中主权债务负担最重的国家。若将日本政府债务分摊到每个适龄工作人来看，2011年日本每个适龄工作人的平均净债务水平已是全球第一，而预计到2016年，日本每个适龄工作人的平均净债务将迅速攀升至14万美元，几乎是其他G7国家的三倍，在全球范围内鹤立鸡群。

日本主权债务无疑是全球发达国家中最危险的，但日本国债实际上却是全球最稳定的主权债务，以安全保值避险而着称（至少目前仍是如此），而日本政府的融资成本也是全球最低的，目前其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仅为0.715％，远低于美国的1.62％，德国的1.37％。这也长期掩盖了日本财政悬崖的危险程度。

如此怪现象源于日本国债特殊的持有结构。日本国债绝大部分（约80％）为本国国内主体持有，其中以国内保险公司、养老金、银行、储蓄机构等持有为主，这些国内持有者均为长期稳定的买家，抛售意愿很低。此外，日本中央银行也持有10％的日本国债，亦不会轻易抛售。相对而言，虽然最近几年海外持有规模有所增加，但仍仅占总规模的8％。

换言之，长期以来，日本能以脆弱的财政体系维持巨额国债的运转，主要受益于稳定而强劲的国内需求，所以对外部冲击不敏感，对评级机构降级等行为亦不敏感。

然而日本的这种国债泡沫增长能一直延续吗？答案是否定的。日本国债的稳定需求来自于日本长期的经济萧条和物价通缩。上世纪90年代初的泡沫破裂，使大量高杠杆运作的日本企业、银行、私人（家庭）陷入负资产状况，从此，日本国内经济主体进入了长期的“偿债时代”，企业不再进行扩大再生产，不再大举借贷资金，经营利润优先甚至全部用于偿还债务，在这种状况下，不论央行如何宽松，利率降到多么低，都不能造成信贷增长。这就是“流动性陷阱”。

即便后来企业已经由净负债转为净资产，在长期经济萧条和物价通缩的条件下，日本企业仍倾向于低杠杆经营，手握大量现金盈余，信贷需求仍然疲弱；而日本内需同样出现长期疲弱的态势，私人消费萎靡不振，最终形成高储蓄。

企业盈余和私人储蓄转化成商业银行存款（私人储蓄是主要部分），造成了商业银行存贷差持续上升，削弱了银行盈利能力，而银行只能将剩余资金投入国债市场，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日本经济再度受到重创之后，日本商业银行大规模购买国债。

这个过程的本质就是，用私人部门盈余为公共部门赤字进行融资。私人部门盈余产生的原因在于企业不借贷，私人不消费，而其根源又在于日本的通货紧缩。正是这样的环境使日本国债有了膨胀的基础和稳定的买家，一旦失去这样的环境，“日债危机”就会到来。

日本政府和央行就一直在进行这样的“危险行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日本经济复苏势头横遭扼杀，日本央行被迫重启资产购买计划，资产负债表占GDP之比再度回升至30％左右。其间日本央行频繁增加资产购买规模，目前总规模已经达到91万亿日元（2013年底目标）。与此同时，为阻止日元的升值，日本央行抛售了大量日元。据统计，1990年～2010年的20年间日本央行购买美元抛售日元的规模达到了65.5万亿日元。这都可能加快通货膨胀的到来。

一旦通胀被激发，通缩得以摆脱，接踵而至的将是债市动荡，国债收益率走高，日本政府陷入“偿付危机”。

更严重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的个人储蓄减少和政府养老金支出增加也将动摇日本国债稳定基础。据调查：日本人在65岁时，主要依靠个人储蓄生活，随后依靠储蓄生活的比例逐渐下降；当日本人达到70岁时，主要依赖财政转移生活；接近75岁，财政支出比例已经达到60％以上。这也是政府养老基金已经对日本国债净减持的重要原因。

张庭宾文章认为，未来十年中，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导致日本国内主要买家无力增持甚至减持日本国债，即便没有超级宽松货币政策激发通胀，日本国债的稳定结构也将遭到动摇。

此外，近两年来，日本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2011年，日本三大消费电子巨头索尼、夏普、松下分别亏损56亿美元、47亿美元、96.4亿美元。2012年延续了这种亏损局面，这已明显压制了企业和员工购买日本国债的能力；加上日本因钓鱼岛问题与中国交恶，对日本经济造成了新的冲击，特别是汽车行业损失巨大。这也形成了对日本国债购买力的压制。

一旦美国在2013年初解决了财政悬崖问题，经济复苏更加稳定，中长期竞争力再造稳步推进，美元很可能进入对日元的中长期大幅升值周期。倘若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爆发战争冲突，国内外持有者卖出日元国债，买入美元资产，则日本国债收益率将急剧攀升，日本国债泡沫势必全面崩溃。

文章最后写道：在日本于上世纪90年代因美元势力做空股市楼市泡沫导致失去了20年后，日本很可能因为中日钓鱼岛冲突，再次给美元势力做空其国债泡沫的机会，那日本将陷入更加悲惨的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