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林沛理评论文章：有些人特别得到上天的眷顾，两年前以九十四岁高龄辞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又译佛利民）即为显例。上天不仅赋予个子矮小的他惊人的智力、无与伦比的辩才和长寿，更让翻天覆地的剧变在他死后两年才发生，使他得以带著一个信徒（believer）的肯定自信和清晰视野（clarity of vision）含笑九泉。
的确，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啸除了令无数人丢了饭碗和散尽家财外，亦彻底坏了一批经济学权威的名声。这批以弗里德曼、法马（Eugene Fama）和卢卡斯（Robert Lucas）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自以为掌握了经世济民的大道理。他们迷信市场的万能，奉自由市场为资本主义的「圣牛」（sacred cow）。
他们深信，在群体作为自利（self-interested）、理性的策划者的推动下，市场的无形之手总可以拨乱反正，化混沌为秩序。弗里德曼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在《亚洲华尔街日报》撰文，以《香港模式之死》（Death of Hong Kong Model）为题，指所谓市场机制失衡，政府才会出手干预的说法，是忽视了市场自行调节的功能。在弗里德曼眼中，只有当政府干预经济，市场才会出现失衡。
在金融海啸发生之前，歷史似乎的确站在「市场万能论」的一方：事实一再证明，无论市场经济的批评者怎样挖空心思为它拼凑罪名，市场经济在提高社会的整体生活水平，以及减轻最贫困人口的贫穷和匱乏两方面，仍然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体制。
问题是从另一角度看，市场是人类贪婪的堆叠和聚集，让市场无限量扩张，就等於让贪婪无限量膨胀，最后达到不可遏止的地步。我们不能让市场做社会唯一汰旧换新、分优辨劣的选择机制（selective mechanism），不是因为市场没有效率，而是因为它太有效率。倚赖市场解决所有问题，社会任何与经济扯上关係的活动便会迅速、义无反顾而又理所当然地「往钱看」，结果就是一个私人產品（private goods）丰盛、公共產品（public goods）匱乏的畸形社会。
这不是我个人的书生之见。没有人比美籍犹太裔的投资专家索罗斯（George Soros）更懂得市场经济----市场为他创造了令人无法想像的财富，他曾经智取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而一天获利十亿美元----但他多年来皆不遗餘力地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market fundamentalists）----对现实世界的扭曲，不下於激进的马克思和列寧主义者。市场是一种人为的制度，不管它的运作如何顺畅和高效，都会出错。市场不可靠，因为它总会在景气的时候过度投资和过度消费﹔在不景气的时候惊慌失措、自乱阵脚。这无关制度的不健全，而是人性使然。
索罗斯认为，世人对於市场的崇拜建基於一个致命的错误假设，那就是市场在完整信息（perfect knowledge）的支援下，会在长远而言处於一种均衡状态（a state of equilibrium）。问题是完整的信息不但永远无法掌握，复杂而软弱的人类更往往不是理性的策划者，两者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市场的「极度不可靠性」（radical fallibility）。
在他的新作《金融市场的新范式：2008年的信贷危机及其意义》（The New Paradigm for Financial Markets: The Credit Crisis of 2008 and What It Means）一书中，索罗斯用「反射性」（reflexivity）这个概念来解释市场上经常出现的非理性和恐慌性行为。所谓「反射性」，就是指存在於客观而可观察的条件与参与者的观察之间，持续不断的相互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市场的实际运作上是无法消除的。
证之以事实也是如此。面对金融海啸，全球政府致力要做的就是恢復人民对金融制度的信心。香港特区政府的财经官员，每天嘮嘮叨叨说的都是要市民不要自乱阵脚。恐惧本来就是非理性，甚至蛮不讲理的。经济学家要用市场来将非理性赶尽杀绝，其妄想的程度，实在不下於要用无產阶级社会来杜绝自私和自利的共產主义者。
林沛理，《瞄》(Muse)杂誌主编，美国纽约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评论集《影像的逻辑与思维》、《香港，你还剩下多少》及《能说「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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