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国脱欧到川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乃至民粹主义政党支持率在欧洲德国、义大利等国兴起，近年来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板块剧变，至少部分原因是源于对全球化的反动。但是全球化不应该是选民的愤怒的原因。
无法否认，全球化可能会使贸易经济体内的特定群体情况变得更糟。特别是对于容易受外籍劳工竞争影响的产业，变得更加脆弱。移民管道让愿意接受低薪的劳工增加，也导致本地劳工的工资被拉低，特别是对于低技术职位影响更大。而离岸外包（offshoring）的工作方式，让企业可以将制造业务转移至拥有大量低劳动成本的国家。
全球化好处被抹灭
总体来说，执行全球化案例，包括自由贸易，以及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开放移民的意愿很强烈，因为全球化让参与其中的国家，提升财富总额。削弱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唯一所需就是提出有效的重分配政策，包括强而有力的社会安全网。
然而，反补贴政策（countervailing policies）很少被执行，导致遭到全球化贸易边缘化的群体感到挫败。一些政治人物即看准了他们的挫败，提出与解决问题所需解方恰恰相反的政策。这种趋势最明显，或是后果最严重的莫过于美国。为了安抚基本盘选民，川普政府甘冒风险，也向中国下贸易战帖。
川普誓言提高关税的诉求，首先欲减低美中双边贸易的赤字。但是川普不了解的是，当一方对贸易伙伴的进口额于出口额时，市场运作情况将良好，反之亦然。若是贸易赤字的存在不被允许，全球经济体基本上就会退化到以物易物的体系，各国能利用优势产品获利的能力，也将被削弱。
1930年代"大萧条"为前车之鑑
这并不算一则"新闻"。美国1930年代实施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针对2万多项进口产品提高达50%的关税，立意在于保护农民和美国企业，但是却造成相反结果，引发美国贸易伙伴实施报复举措，造成1929年到1934年间的全球贸易额下跌66%，加剧"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的情况。难怪现今川普的政策会引发，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写信上书美国国会，就像1930年代也曾提交的建言信。唯一的希望是，执政者这次能听进建议。
但是关于贸易平衡的讨论，有另一方面经常遭忽略：投资。2017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盈余提升3.1%，达到699亿美元（约为新台币２兆），遭致美国商务部的不满。然而过度简化的反应忽略了过去几10年来，日本企业在美国的投资成长。
日本跨国企业的投资，特别是制造业，2015年为美国创造85.6万个工作机会，等同于对美国工人补偿总额达722亿美元（约新台币2.1兆），只仅次在美创造110万个工作机会，以及提供849亿美元（约新台币2.5兆）补偿总额的英国。同时，南韩企业在美投资带来4万5千个工作机会，而中国厂商仅创造3万8千个。日本跨国企业在全美10个州内，都是最大的投资者，其中包括加州、肯塔基州、内布拉斯加州，甚至是位在"铁锈带"（Rust Belt）俄亥俄州（Ohio）的川普大票仓，拥有许多支持反全球化选民。
外商投资、及全球化贸易一体两面 观感却大不同
事实上，选民对于投资和其他模式的全球化观感大不相同。日本大财团"丸红"（Marubeni）收购部分总公司位于内布拉斯加州的美国谷物能源供应商Gavilon案例，并未引起对于国外进口或是移民经常出现的反弹。或许人们理解此收购案，能未内州农业开辟新的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
这种对外资反应不一的现象，并非是美国所独有。就东欧匈牙利（Hungary）而言，反全球化，特别是反移民的情绪，助长了总理奥尔班（Viktor Orban）4月8日大选选情，压倒性的胜利取得第3度连任。然而，日资在匈牙利的投资，不仅只是获得容忍，而是收到匈国欢迎。
因此可见某些对于全球化的反对，比其他方面更为强烈。这种情况似乎源自于（至少部分来看）缺乏对全球贸易带来好处的理解。自由贸易、移民和外商直接投资，都对参与其中的各阵营有潜在远大的收益。我们真能容忍无知和政治机会主义阻挠全球化的益处被实践吗？（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特别顾问滨田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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