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诞生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姊妹机构世界银行（WB），就一直是国际金融秩序的核心机构。自然，也完全在美国掌控下，两大机构的总部几乎与白宫比邻，距离不过几百米。但或许不用太多年，这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就可能与华盛顿说再见了。IMF总裁拉加德日前就说，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增长，10年后有可能将IMF总部移至北京。
在当时华盛顿的一个经济研讨会上，谈到IMF的份额改革，担任过法国财长的拉加德颇有感慨地说，有必要配合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规模，调整IMF的表决权比例，在此基础上，“10年后或在北京总部进行这样的讨论”。
下面自然是哄堂大笑。机构搬家，不比个人搬家，更何况是世界金融秩序中心角色的IMF搬家。美国会同意吗？或许是澄清下面的大笑，拉加德又郑重其事地补充说，IMF总部应该“设在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因此，确实“存在(迁往北京)的可能性”。
一个法国籍总裁，提议一家国际金融机构的总部，从华盛顿迁往北京。这是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最大胆的预言家可能都无法想象的。但这未必真是一种空想。
拉加德的建议，本质是对IMF未来角色的焦虑。IMF的份额改革，被认为是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核心。但改革必然触动利益，也必然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本应发挥重要作用的IMF被边缘化，最大问题就是缺乏公信力，发达国家掌握过大权力，新兴经济体代表性严重不足。
在很多国家，IMF成了一个负面词汇。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指责IMF趁火打劫，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殖民主义”。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穆萨反思说，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一个普遍的感觉就是，IMF一些贷款的先决条件太具破坏性”。时任IMF总裁的卡恩曾对笔者说，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对于IMF提出的建议，美国置之不理。
IMF必须改革。2010年IMF终于达成新的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让渡6%的份额；欧洲国家还让出两个执董席位。作为受益者，中国的份额从区区3.72%提高到6.394%，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尽管这一份额转让，让渡的更多是欧洲小国的份额，而且，这一改革仍具有相当局限性，比如中国经济规模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IMF的发言权却低于日本，更不合比例地低于美国。但改革过程仍是步履维艰。首先改革方案遭到欧洲当事国家的反对，但基于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金融危机带来的改革迫切性，改革方案在IMF获得通过。
就在该方案陆续得到大多数国家通过的时候，当初方案动议者之一的美国却成了拦路虎。在美国一些国会议员看来，方案削弱了美国在IMF的份额，更助长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进而影响美元在世界的霸权地位。
一些议员以所谓IMF资金使用不够明晰为由，拒不批准该方案。2010年的改革方案，整整拖了5年才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当时的美国财长雅各布·卢也承认，这种行为损害了美国的国际信誉，也就是说，这已是关系到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的一个核心问题”。
对于美国政客的抵制举动，中国多次表示不满。事实上，在很多西方媒体看来，中国之所以倡议成立亚投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现有的IMF、世行、亚开行等国际金融机构，都被西方把持，不能反映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合理代表性。既然西方不能接手新的力量，那对不起，中国就另起炉灶了。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就坦言，正是美国的阻挠，导致亚投行大受欢迎。换言之，没有美国议员们的“帮忙”，亚投行不会这么顺利横空出世。
中国不玩了，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IMF和世行的边缘化。一个其他主要经济体不屑一顾的国际金融机构，美国即使牢牢掌握在手里，又有何用？这正是拉加德屡次督促美国通过IMF改革的原因。
但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IMF下一步的改革，必然涉及到美国份额的重大调整。按照IMF章程，重大事项需要85%以上的投票权支持才能通过，而无论改革前和改革后，美国都在IMF拥有15%以上的投票权，是IMF事实上的唯一拥有否决权的国家。但随着中国经济体量超过美国，中国份额不到美国一半，显然也是不合理的；但增加中印等国的份额，就意味着美国失去了唯一的否决权。
拉加德其实也是在将美国的军。如果美国继续维护美元霸权，不愿在IMF改革中作出让步，那对不起，IMF真要迁移总部了。届时，真可能在北京讨论这些机构的改革问题了。当然，对IMF官员来说，北京房价比华盛顿还要贵，这倒让人有点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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