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房地产冷却同时，新一轮债转股热潮启动。10月16日，建设银行与云南锡业签署债转股协议，建行筹集100亿社会资金(1人民币折合约0.1483美元)，承接云南锡业100亿债务，资金用途主要为债务置换，预期收益率为5—15%。武钢集团、中国一重等也陆续披露了债转股方案。
今年两会期间，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出，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通过市场化债转股方式来逐步降低企业杠杆率。也就是说，通过债务重组，缓解企业偿债压力，同时，将银行从不良资产的泥沼中解放出来。据悉，首批债转股规模为1万亿，预计在3年内分批次进行。
其实，债转股在中国并非新生事物。上世纪90年代，低效国企累积的坏账，让中国银行业处于破产边缘。1999年，时任总理朱镕基亲自操刀，成立长城、信达、华融、东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来收购四大行不良资产。深层次看，此举虽解决了银行庞大坏账问题，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顺势成为股东，实际上最终由政府买单，成为不折不扣的接盘侠。
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如今中国债务总额更为庞大。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中国债务总额168.4万亿，全社会负债率为249%。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率高达156%。据统计，仅钢铁、煤炭、炼焦三大资不抵债行业，对应的潜在债转股就高达3.86万亿。
单凭银行自身能力，很难消化如此庞大规模的债转股，大部分需要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和基金等第三方介入。据透露，具体操作路径包括三种：一是第三方打折将资产从银行买走;二是银行直接债转股，以子公司方式持有;三是银行找第三方代持，并签订协议。
为顺利进行债转股，中国地方资产管理公司(AMC)正在扩容。目前地方AMC名单已增至近30家。中国财经大学研究中心郭田勇表示，本次债转股将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让企业、银行、第三方自己来谈，达成一致后作出选择，这个过程政府并不介入。
为何?如果政府和央行充当最后贷款人，意味着将释放出数以万亿计的基础货币，这对人民币汇率构成深远影响。同时，此举将引发道德风险，地方政府、国企、银行三者间，长期存在紧密的政治经济共生关系，无论地方还是国企，均有着天然逐利冲动，当道德和风险制约因素弱化，央行的无锚放水将直接转化为疯狂投资，届时，国内经济将被无情通胀吞噬。防止货币信用被透支，抑制通货膨胀高企，维系货币汇率稳定，是任何央行基本职责所在。
事实上，反应经营业绩良好的企业，通常情况下不需要债转股，相反，只有产能过剩、效率低下的企业，才希望通过此举逆转困境。作为债权方，也是将希望寄托于未来可盈利的预期基础上。
这只有依靠国企私有化改革，通过政企分开，股权激励，以及建立独立透明的财务预算和外部监督机制，才能实现这一点，并需要建构完善的资本市场环境，为债权方开辟良好的退出渠道，否则，债转股充其量只能起到拖延作用，企业的股权转化成未来的有毒资产。
更重要的，通过债转股，即使能够降低企业债务杠杆，缓解银行不良资产压力，但如果不改善企业管理模式，提高经营业绩，转变生产方向，很难转变过剩和低效的本质。也就是说，今天产能过剩的企业，未来仍无法改变过剩的属性。毕竟，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特性未改变。
另外，正如业内权威所言，即使实施债转股，企业实际控制权仍由原管理层掌控，商业银行和第三方只处于参股地位，并且，难以有足够的经历和经验参与企业管理工作，这样一来，将失去外部督导功能，很可能出现情况是，企业业绩难以提升，并对银行和第三方构成捆绑。届时，将面临继续增资参与新一轮债转股，还是索性亏本退出的尴尬处境。
因此，只有转变所有制结构，并让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成为企业的托管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也是当年英国国企改革遵循的路径。企业家是市场经济载体，企业家创新精神，是创造社会财富、促进效率提升源泉。唯有借助新一轮国企改革，打造企业家创新精神，才能有效促进产业机构优化，达到去产能、去库存，降低企业债务杠杆，消除银行坏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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