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权威人士”发表言论一周之后，5月16日，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召开，研究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加强产权保护等工作。
习近平在会议上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中国经济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必须完善收入分配秩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处理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
有分析认为，这是中国首次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列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议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多方面改革内容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推进结构性改革、财税体系改革、收入分配体系改革，健全社保体系，提升劳动者素质等多项环节。
长期以来，如何培育中等收入阶层，如何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社会占比，是各国政府共同关注的问题。所谓中等收入阶层，指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资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以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曾指出，在中国，按照购买力计算，年收入在13,500至53,900美元的人群，可视为中等收入阶层。中国社科院去年12月的《社会蓝皮书》抽样调查显示，北京中间阶层规模比例大约是55%，上海大约是51%，广州大约是42.5%。
如果从纯粹收入层面看，这或许构成人们乐观的理由，一旦将中等收入阶层所背“负担”列入其中，一切则显悲观。《福布斯》杂志从2005年开始每两年进行一次“全球税收痛苦指数”排名，中国两次被排在第二位，成为在税收方面仅次于法国的最“痛苦”国家。
中国税负沉重，种类繁多，而且主要税种税率偏高。以个人所得税为例，中国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为45%，而英国是40%、日本是37%，美国是35%，俄罗斯则实行13%的比例税率。在个人所得税中，中等收入阶层是主要纳税群体。
并且，与发达国家物价相比，中国商品中所含的税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是美国的4.17倍，日本的3.76倍，欧盟的2.33倍。中国很多税收是隐身的，作为消费者既看不到，也逃不掉。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家时寒冰曾指出，在中国，譬如很多本该由企业承担的产品税和营业税，出厂前就被列为产品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由于人们购物小票上通常只有价格，没有税的踪迹，这些隐蔽的税种通常就被忽略掉了，中国商品价格高昂与此有着直接联系。
除高税负、高物价之外，“赶英超美”的高房价，更成为“压垮”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因素。前摩根士丹利董事，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曾指出，中国香港房价虽高，但房价收入比是15倍，而发达国家只有6倍，中国北京、上海收入比已经是20—30倍，处于全球最高水平。
如果说曾经美国高企的房价，成为普通民众财政收入增值，用于消费支出的源泉。那么中国高企的房价，除为地方政府、银行、地产商等群体，带来滚滚红利外，对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严重捆绑，制约了社会正常消费能力。当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阶层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时，中国实体经济环境恶化，则成为必然。
因此，中国房价合理回归，并通过一场最大规模的减税，降低中产阶层和企业的负担，提升它们的消费和利润空间，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中之重，也是提振社会内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绕不开的环节。
今年两会上，中国总理李总理宣布，从今年5月1日起，全面实施营改增，并将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据统计，2012年至2015年前期试点累计减税6,412
亿元(1人民币折合约0.1534美元)。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今年减税的金额将超过5,000亿元，是本届政府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减税。
这的确是一则好消息，但需指出的是，中国现行税制格局下，70%以上的税收来自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通环节，其中，增值税是中国最主要的税种之一，收入占中国全部税收的60%以上。也就是说，除增值税外，即便减免其他各项税收，如果财政支出得当，正常维系不成问题，但这样一来，则能为中国经济带来实实在在的利好。
总而言之，只有解除高房价、高物价、高税负三大桎梏，中国才能真正培育出强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推动中国经济克服当前重重困阻，迈向新一轮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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