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要想在世界经济秩序和游戏规则都由G7来规定的世界经济版图中冲出重围，进入高收入国家经济圈，比登天还难。以巴西为首的拉丁美洲诸国，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本来有希望冲出重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由于体制机制因素，加上工业政策失效，收入两极分化，导致政治社会不稳定，许多拉美国家在90年代以后，就掉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与拉丁美洲诸国形成鲜明对比的亚洲“四小龙”，也就是中国的台湾和香港，韩国和新加坡，尽管经历了1997年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强力捶打，却顺利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尤其是新加坡和韩国，先后加入了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为除了日本以外的另外两个亚洲国家。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加速，因为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国际化，需要大量的进口原材料和能源，因而拉动了资源出口型国家的再度崛起，尤其是俄罗斯，巴西等拉美国家，东盟诸国，澳大利亚，非洲和印度。中国的发展，不仅使数亿的人口摆脱贫困，而且使中国先后超越了除了美国以外的所有西方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同时，中国的发展，给印度等人口大国的发展，带来了启示和希望。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雷灌顶地震撼着整个西方世界，震撼着欧、美、日统治世界的传统经济和政治格局。
2008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遭受近一百年来最大的经济危机打击。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迅速陷入连续多年的负增长或接近零的增长局面。2010年欧洲的债务危机大爆发，先是爱尔兰，后来是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这几个国家被称为欧洲“五猪”。G7统治世界的格局，逐步被G20所取代。除了G7的成员国还是G20的成员国以外，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成为G20的有生力量。
美国通过量化宽松，成功地把危机的恶果转嫁到了欧洲、日本及其它国家，使欧元、日元、澳元相对于美元贬值近50%。美国从2013年以后，再次进入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状态，而欧洲却总体低迷。除了债务危机，欧元区的经济为了维持欧元稳定，彻底失去了昔日的经济增长活力。德国制造使德国勉强摆脱了危机，但是，德国的负担却格外沉重，法国也脱不了干系，意大利自顾不暇。东欧新进入欧盟的10个中小国家，基础薄弱，本来想借欧盟的光，好好发展一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它们刚刚进入欧盟，就被当头一棒给打晕了。
为什么欧洲国家如此脆弱？为什么美国能够率先走出危机而欧洲却还深陷泥潭？笔者认为，欧美两大经济体的根本差别，就在于它们实行不同的国家福利制度。
美国基本是自由经济，鼓励自由创新，对国际人才采取各种各种的优惠和宽松政策。而欧洲却一直坚持高税收和高福利政策。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失业等，欧洲富有的国家所采取的政策，都比美国优惠的多。因此，在危机来临的时候，美国国家的负担低，而欧洲国家的负担却很重。不过，在本次“双危机”的压迫之下，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采取了各种措施，直接或间接的削减国家福利。
对于西方高收入国家而言，不仅是高福利拖累了经济发展，而且，劳动成本居高不下，使制造业成本过高，与中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缺乏竞争性。它们想突出重围，只有靠再度创新。然而，中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模仿能力特别强，一项新产品，或者新技术一旦出来，就很快被模仿。同时，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自我创新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与西方发达国家创新能力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
这种新的世界经济结构、新的经济地缘的快速转变，正在逐步把西方高收入国家逼入“高收入陷阱”。所谓“高收入陷阱”，就是指高收入国家，已经无法垄断世界，正在受中低收入国家，尤其是以中国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挑战，而无法长期保持稳定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从18世纪末期到2008年，不管世界发生了什么，高收入经济体总能保持每年2%的长期均衡增长速度。而2008年以后，这样的增长速度还能不能保持下去，就是考量一个高收入经济是否掉入“高收入陷阱”的标志。另外，高收入国家，为了摆脱不增长、甚至衰退的宿命，它们正在采取措施减少福利负担，包括增加退休年龄，减少福利强度，以及对教育和医疗服务采取部分收费等。
也许有的高收入国家，例如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可以通过创新、减负，来维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从而摆脱“高收入陷阱”的魔咒。但是，不排除一些国家无法摆脱这个陷阱，从而进入长期的低迷状态，甚至出现长期的堕落。希腊和葡萄牙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参考文献】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姚树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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