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访美行程行将结束，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美双方此次战略沟通成果颇丰，在政治、经贸、人文、气候变化、科技、防务、航空、执法等领域达成49项共识。更有市场人士表示，中美两国由此步入一个新的蜜月期，这对低迷的全球经济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可见，经济寒冬之下人们渴望“春天般”的温暖，对于众多经济深陷窘境的新兴国家来说尤其如此。毕竟，中美曾经的“强强联手”，是这些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石。
据悉，因担忧中国、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形势恶化，新兴市场交易所交易基金(ETF)遭遇大规模资金流出。今年以来，全球投资者已从新兴市场
ETF撤出190亿美元。并且专家预计，面对未来更高的抛压，这类ETF根本不堪一击。美银美林的月度调查显示，9月认为应“轻仓”新兴市场的基金经理人数为2005年以来最多。该券商的股票策略师Ritesh
Samadhiya指出，基金经理既怕中国可能经济衰退，又怕新兴市场发生大范围债务危机。
中国当前经济的一举一动，均牵扯到全球市场各方的神经。受经济持续下行的影响，目前中国通缩压力明显加大。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8月CPI同比增速虽为2.0%，但PPI同比增速出现了高达5.9%的负增长。全球市场低迷、内需不振和过剩产能，让中国企业叫苦不迭，可以预计，在接下来的时期内，中国PPI仍有继续下行的压力。
如果说2008年中国一场4万亿是“加杠杆”，那么当前中国经济则处于“去杠杆”阶段。对于一个运转正常的经济体来说，任何时刻均有一些企业“加杠杆，而另一些企业“去杠杆”的双重现象，这其实是市场竞争导致的结果。但与之不同的是，由于中国先前错误的货币政策，让整个产业链条延伸的太长，经济资源被无效产业(投资)严重裹挟，所以一旦面临“去杠杆化”，无疑将遭受极为痛苦的煎熬。并且让社会经济陷入严重的通缩当中。
提到通缩，任何国家政府均会如临大敌，对此感到深深恐惧。但试想，如果没有前期无限制的货币扩张，又会怎样出现如此严重的通缩情形?经济发展有着内在的规律循环，凭借人定胜天的意志所创造的繁荣很难维系长远，势必要经历随之而来的痛苦。经济周期就是集中的呈现。唯有顺应市场自发秩序调节，才能让经济经历阵痛之后逐渐走出低谷。当然，这也是任何国家政府和央行所难以接受的。
从去年至今以来，中国央行多次降准降息(其中全面降息5次、全面降准3次)，考虑到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有增无减，接下来，降准降息仍是大概率事件。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相比过去已缺乏外部环境的有效配合。众所周知，美联储早已退出QE，并且不断强化加息预期，在这一背景下，倘若美联储货币政策不变，而中国央行单方面降息，无疑将扩大中美之间的利差，诱发更大规模资本的外流。这无疑将加剧中国稳定人民币汇率难度。
中国经济如何告别低谷?长期以来，社会各方人士各抒己见，从不同层面发表自己的见解。甚至更有不少国际机构开来“药方”。不日前，高盛四位高管针对中国经济问题展开畅谈，一致认为中国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投资驱动型转向消费驱动型经济模式，才能促进经济回到繁荣发展的轨道中来，然而，这将是一个缓慢且渐进的过程。
“中国需要一个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当前中国增长策略低效配置了太多的资本和资源，并且政府更看重国有企业，对私有化关注根本不够。可持续增长要求中国实施结构改革，比如发展资本市场、向机构投资文化转变，同时中国需要创造一种商业文化，即能够简单的回收淘汰失败企业的商业文化。以上这些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执行层面的难题，相信中国领导层也明白问题的真正所在。”
以上是高层管理层的核心观点。说到高盛，很多中国人又会自然和“阴谋”紧紧联系在一起。但上述提议对于当前中国经济来说，还能算是“阴谋”吗?任何经济体发展均非一帆风顺。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也曾达到瓶颈，当时中国政府凭借国企改革、税制改革、强化出口等各种方式，让国内经济逐渐摆脱低谷。尤其加入WTO后，中国人口红利这一优势被彻底释放出来，并一举成为世界规模第二经济体。
当前，中国人口红利这一优势不复存在。并且，资源和环境均已达到极限。并且，伴随城市化扩张，中国已经形成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再依靠政府投资模式拉动经济，只会加剧规模更为庞大的产能过剩，紧随而来的就是庞大的地方和企业债务、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同时也将产生大规模银行坏账的隐患。因此，唯有转变发展路径，依靠效率来驱动中国经济增长才是唯一的举措。
如何转变?诚如高盛管理层所言，通过降低政府投资比例，以大规模减税方式提振社会中产阶层和企业的投资和消费能力，同时完善配套的社会福利保障等一系列举措，而这一切的前提，在于中国政府主动瘦身，并且针对财政、金融、国企等各项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问题是，作为中国政府本身来说有这种意愿吗?政治内部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会偏向于哪一方?当前中国很多权威学者均在大谈拉美陷阱，从根本来说，均是不希望未来中国重蹈拉美的覆辙，而如何决策的关键，则在于政府的决策和取舍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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