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部、央行和银监会三部委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妥善解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问题的意见》。海内外不少学者专家普遍认为，中国政府此次意见的出台意味着中国要放松对地方政府融资的限制。
限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入更多资金的规定还没有完全贯彻执行到位，中国中央政府就释放出重要的政策宽松信号，似乎不再在乎地方债务这颗“定时炸弹”将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破坏作用。2015年, 江苏省率先发债,拉开了中国总计1.6万亿元人民币地方债发行的序幕，星期一成功发行首批地方债522亿人民币。对此，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谢作诗星期一表示：
“这反映这个经济下行压力很大，经济发展需要刺激，刺激的办法还是走投资的道路。这时， 靠投资刺激发展经济，地方政府已经借的钱还不上，中央政府只能允许他们继续借。这样做的结果是把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往后推， 放大这一风险。”
然而， 不管将来风险有多大， 资金紧张的地方政府的确可以喘口气了，因为中央政府的意见要求要求银行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贷款不得盲目抽贷、压贷和停贷。中国2015年第一季度已经公布的各项经济指标和数据普遍反映出中国经济运行持续疲软，内需不振， 出口下滑。
北京经济学者胡星斗教授星期一表示，中国中央政府放松地方政府融资限制其实是无奈之举：
“或者说是引鸩止渴的办法， 最终将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越来越严重， 银行的坏账越来越多。然而， 中国中央政府没办法， 因为地方诸侯要这么干， 那些国有企业的老总要这么干，某些太子党要这么干， 好像他们的想法是能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一天就保持一天， 不管这样做将来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多大的隐患。 这样做很危险， 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定下的基调实际上是相违背的。”
海外有金融机构星期一表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可能已经达到25万亿元人民币，超过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德国的经济总量。不过，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中国地方债务规模为17.9万亿元。胡星斗教授强调，中国中央政府现在放松地方政府的融资限制是理想与现实博弈的结果。
“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要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换代， 另一方面是经济运行现实的压力和地方诸侯的逼迫。李克强总理的经济思路很明确，要限制地方政府的举债，清理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迫使地方政府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样做可能引起了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弹，反到迫使李克强放弃某种理想， 向地方诸侯做出某种妥协， 向经济数量型扩张型发展模式妥协， 因为要保现在GDP的增长，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等长远发展就只好先搁置一边。”
当中国中央政府严格限制地方政府的举债能力时，中国地方官员就“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成立成千上万个被称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信贷公司，代表地方政府借钱。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星期一的一则评论估计，中国地方政府通过这种方式举债的总规模约为4万亿美元；评论引述分析师的话说，中国这些地方债务占到2008年以来中国国内债务总量增幅的四分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中国当前的债务膨胀速度快于日本、韩国和美国陷入衰退前的债务膨胀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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