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
危机深重时刻的2010年， IMF达成了一项给予新兴市场国家更多投票权的改革。按照这一改革方案，中国的投票权比例将由第6位升至第3位至6.07%，印度将从第11位升至第8位，巴西将提升4位至第10位。
但这一方案带来的影响是，将可能影响到美国在IMF的否决权。目前，美国拥有IMF最大的投票权——16.7% 。应该说，奥巴马政府在IMF改革中尚持开放态度，但是到了美国国会，这一改革方案却被长期搁置。美国国会之所以和全球“作对”，除了美国国内的政党内斗，关键还是担忧美国失却IMF的否决权。这是战后美国全球经贸领导权的象征。
虽然后危机时代，美国率先走出危机泥潭，可是美国国会的漠然还是导致了中国因为失去耐心而突围。
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IMF改革停滞的结果。亚投行虽然遭遇美国和日本的杯葛，但西方联盟，特别是“七国集团”（G7），从内部瓦解。伴随着英国的加入，法德意等国接踵而入。以至于，美英特殊关系也趋于崩盘。直接的后果是，亚投行从穷国俱乐部变成了世界银行（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强势竞争者。后两者繁冗的程序以及资金资助的低效，根本满足不了后危机时代亚洲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亚投行的成立，顺时顺势，西方世界亦想通过这一机制分得一杯羹。
无论世界银行还是IMF，虽说皆由美国主导，但另一基础是欧洲国家。当欧洲国家也顺势支持亚投行时，亚投行也就从区域性的开发银行变成了和世界银行同样的全球性开发机构。正因为如此，5月13日的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FT中文网）称，亚投行的诞生为世界银行（World Bank）写好了讣告，并且隐晦地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是否仍然有意且有能力领导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这固然是一家西方媒体的观点，但也代表着西方普遍的态度--中国和其主导的亚投行，正在成为新的全球经济领导者。这，深刻地改变了战后全球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形势。
从长远看，世界银行不会“倒掉”且将和亚投行共存，中国作为世界银行和亚投行的双重成员身份，显然要比美国和日本拒绝加入亚投行更聪明更理智。更要者，欧洲变成了现实主义的利益选择者，“第三方”势力亦将奥援中国成为美国那样的新经济领导者。
有趣的是，美国死守IMF否决权的立场和对这一机构改革冷漠的态度，催生了亚投行对世界银行的挤压和强势竞争。但是IMF作为后危机时代的全球多边架构功能并没有降低，这得益于IMF的领导人拉加德在这一机构开放性的多边主义的立场。对于2010年机制改革的支持，以及在欧洲金融政策上的持续加力。更要者，这个组织对于全球经济“新平庸”的论断，以及如何突破“新平庸”寻求国际合作的努力，一直让人印象深刻。拉加德治下的IMF，没有抱残守缺和保守自持，而是坚持与时俱进的改革精神。
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也希望在这个组织内发挥更大作用。他们期望搁置在美国国会的IMF扩权改革方案，能够尽快通过美国国会的政治“审查”，以便使IMF更能体现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格局，让更有实力的成员获得和其实力相匹配的投票权。
奥巴马政府也在等，而且对于国会的官僚主义颇为不满，并将美国遭遇的亚投行挫折归咎于国会山。但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也不期望IMF威胁到美国的投票权。如果美国在世界银行和IMF同时失去更多话语权，将代表战后美国经济主导权的沦丧。也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作为传统强权，对于这种挫折有明显的焦虑和排斥。就此而言，美国死守IMF的否决权，预示着一种悲戚的逻辑--美国不甘心也不愿意这么轻易地与新兴国家共享这个世界的权力。其实，这也是老旧帝国摆脱不了的宿命，人们依稀记得大清帝国的闭关自守和盲目自大，当然也包括帝国走向末日的悲剧。
美国依然是超级大国，要避免历史上老旧帝国的覆辙，只有接受这个世界的新变化。据悉，即使美国死守自己的否决权，新兴市场也会有新的应对方案，即绕过美国从欧洲国家取得一部分投票权。果如此，美国在IMF内或可保留否决权，但领导力和公信力则会大大降低。 （作者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本文观点不代表署名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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